辩证法具有古老的历史，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芝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以及黑格尔等众多哲学家都对辩证法思想进行过阐释。随着哲学的发展，辩证法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哲学家们的视线中心在不断地发生转移。对于辩证法虽然很难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是各种辩证法思想学说中却始终保持着两点共同的东西:其一，都具有“探寻真理”这样一个共同的指向;其二，都要涉及到“矛盾”问题并试图予以解答。黑格尔辩证法集传统辩证法之大成，埃利亚学派的理性主义，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概念辩证法思想，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范畴，以及赫拉克利特的矛盾、运动、变化等等客观辩证法元素，无一不被纳入其中。黑格尔“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他对辩证法的理解和把握也达到了前无古人的深度。不过，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被神秘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了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其本质只是要对现实的人何以可能作出“解释”，而不是要“改变”人现实的存在方式。马克思发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秘密。世界的运动变化不是“无人身的理性”自我运动、自我演化，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或者说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过程本身。人类的实践活动才是真正的革命性、否定性力量。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被马克思改造为实践辩证法。　　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辩证法直接的理论来源，二者之间具有直接的承继关系;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形成不是源发于传统辩证法而与黑格尔辩证法相并列的一种辩证法分支，而是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产物;不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就不能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就非辩证法思想及其他辩证法思想发展走向而言，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系同一支脉。正是在这些意义上，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被归并为同一传统。　　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这种承继关系却被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们普遍忽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第二国际宣告破产，革命运动陷入低潮。在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社会进化论等哲学思潮的影响下，各种反对辩证法的修正主义和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盛行一时。列宁与卢卡奇几乎在同一时期把注意力转向了黑格尔和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研究，并不谋而合地得出了一个相同的结论:要想理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回归黑格尔-马克思辩证法的传统。　　列宁的《哲学笔记》（1914-1915）和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919-1922)作为研究黑格尔和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两部重要文献，在极为不同的表述方式之中存在着许多深层的内在关联。不仅列宁和卢卡奇都对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社会进化论以及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的修正主义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而且他们对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辩证法的形式、辩证法的范畴等多方面的阐述都具有许多深层的一致性。　　当然，列宁的辩证法思想与卢卡奇的辩证法思想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列宁认为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应该具有客体辩证法、主观辩证法和实践辩证法三种类型，而卢卡奇则认为唯物辩证法只具有社会历史辩证法一种类型;列宁肯定自然辩证法的存在，卢卡奇则否认自然辩证法的存在;列宁对黑格尔辩证法所进行的唯物主义改造较为彻底，真正达到马克思辩证法的思想高度，而卢卡奇的辩证法思想中则残留了黑格尔哲学唯心主义的痕迹，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的辩证法。　　不可否认的是，列宁和卢卡奇的研究工作极大地恢复了黑格尔-马克思辩证法传统的声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他们既拯救了辩证法，也拯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恢复了它的革命性和深刻性，恢复了它的青春与活力。　　黑格尔辩证法的历史命运是曲折而坎坷的，自它问世以来，人们就开始制造一个又一个要将其终结、埋葬的“神话”。然而伟大的思想总是具有极大的韧性，黑格尔辩证法是继承和发展传统辩证法思想的产物，它是人类千百年来思想、智慧的结晶，它是不可能被轻易“终结”或“埋葬”的。虽然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发展到黑格尔那里已经走上了末途，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辩证法的终结。　　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提供辩证法的最后表达，列宁与卢卡奇强调回归黑格尔-马克思辩证法传统的用意也不是要把辩证法“定于一尊”，相反，他们都深知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唯物辩证法也需要不断改变它自身的形式。他们所要反对的不是对黑格尔-马克思辩证法传统的发展，而是对黑格尔-马克思辩证法传统的简单抛弃。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卢卡奇还是他们之后的马尔库塞、施密特、伽达默尔等人，都理智地意识到黑格尔辩证法是绕不过去的，极端的“去黑格尔化”所带来的“非辩证法化”只能适得其反，它最终将会不断地受到来自辩证法方面的挑战，黑格尔哲学在当代的一再“复兴”，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现代哲学中那些声称黑格尔-马克思辩证法传统被终结了的说法，只是一种现代“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