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作为商法的一个分支,其与民法的一个很大不同就是,公司组织和公司行为中涉及到很多国家干预的成分。在公司法中,公司自治与国家干预的界限究竟应该划在哪里,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理论问题,也是公司法理论与政策争议的焦点,决定着公司法的性质和具体制度的设计。国家干预在公司法中的运用,从一定程度上说,是国家公权力对市场领域、对私人自治领域的一种干预。因此,过分强调这种干预就可能会削弱市场自身的功能和作用,然而,过分弱化这种干预又容易引起市场自发的无序和混乱。关于国家干预的具体限度上,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且就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言,也难以统一,其中关涉到市场与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变化,因而对该主题的探讨一直在继续。正是基于当下市场与社会环境的变化,文章的主题才有了时代意义。笔者正是在寻求这一时代意义的过程中,对原有理论观点进行了反思,分析公司自治和国家干预之间的平衡尺度,思考公司法中国家干预的正当性及其最低限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