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199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里森当之无愧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黑人女性作家当中最杰出的代表。她的作品将一个个穿梭在历史与现实、徘徊于虚幻与真实之间的故事娓娓道来。在莫里森的小说舞台上，父母暴力现象尤为值得关注：《最蓝的眼睛》中，父亲查里（Cholly）强暴自己的亲生女儿佩科拉(Pecola)；《秀拉》中，母亲伊娃(Eva)亲手将儿子朴拉姆(Plum)活活烧死；《柏油娃》中，母亲玛格丽特(Margaret)偷偷地用烟头烫、用针扎自己年幼的儿子麦克尔(Michael)；《爱娃》中，逃亡女奴赛丝(Sethe)用刀锯割断女儿爱娃(Beloved)的喉咙；《天堂》中，母亲帕特里夏(Patricia)用电熨斗砸女儿比丽(Billie)的头。在所有这些暴力事件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即传统意义上属于暴力的“能指”似乎被赋予了某种“爱”的意义。应该说，莫里森之所以展现这一奇怪的悖论是为了将读者的视角从普通的、个别的家庭暴力现象中解脱出来而更多地把关注点投向家庭以外的、具有普遍性的种种黑暗社会机制。本文选取《最蓝的眼睛》、《秀拉》、《柏油娃》、《爱娃》及《天堂》五部小说当中出现的父母暴力现象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力图说明在这些暴力事件的背后隐藏着身份危机、扭曲的母性和畸形的报复机制等三方面的内在动因。《最蓝的眼睛》里的母亲珀琳和《天堂》里的母亲帕特里夏均生活在主流社会与边缘群体的夹缝之中，她们对于自我身份的焦虑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孩子成为她们附庸主流社会的牺牲品；《秀拉》里的母亲伊娃虽然对自己的孩子充满了爱，但要想在泯灭人性的社会现实中谋求合理的生存，其母性又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残酷”的一面；《柏油娃》里的母亲玛格丽特在无力反抗上流社会等级歧视的无奈之中竟然将自己幼小的儿子当作报复强者的“替罪羊”。当然，在莫里森的笔下，造成父母暴力的原因有时又会显现出一定的多重性与复杂性：《最蓝的眼睛》中的父亲查里强暴女儿之际不仅变相发泄了对白人种族压迫的仇恨，更将女儿当作身份认同的最终对象。而《爱娃》中的杀婴事件一方面折射出赛斯母性当中对孩子的“占有欲”，另一方面则揭示了赛斯将孩子当作“武器”对奴隶制压迫实施报复的异常心理。从本质上说，无论是作为施暴方的父母，还是作为受害方的孩子，在很大程度上，他们都是社会压迫下无辜的牺牲品。鉴于此，在解读莫里森作品中的父母暴力现象时，就有必要将研究焦点放在特定社会语境中，探讨制度化的社会压迫给人们造成的巨大精神创伤，挖掘父母暴力事件背后的社会批判性。纵观莫里森的小说世界，发生频率如此之高的父母暴力现象绝非“爱”所能“一言以蔽之”。事实上，父母暴力现象在莫里森的作品中成了一面反映美国社会中种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镜子；她对父母暴力问题的“热衷”不仅旨在增强作品的悲剧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通过给予读者一些“痛苦”（suffering）而达到传达“信息”(information)的功效。的确，莫里森笔下那些令人发指的父母暴力现象在给予读者“痛苦”的阅读体验时，更让他们对种种扭曲人性的社会机制有了愈加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