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强力崛起,做大做强广电产业日渐成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迫切要求。无论是从与美欧广电强国的国际话语权争夺看,还是从三网融合带来的跨行业竞争看,抑或从新媒体迅猛发展带来的市场机会看,大力推进我国广电制播体制改革,解放广电生产力都已是势在必行。在实践层面,制播体制改革是迄今我国广电改革领域最复杂、最困难的硬骨头之一。为了从源头上厘清我国制播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问题症结,本文对我国广电制播体制改革的历史进路和现实困境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入考察。伴随着中国启动第二轮市场经济改革,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了制播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但时至今日,此项改革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我国广电业双重属性的内在矛盾,即其意识形态属性与产业属性的矛盾。在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广电媒体由于媒介属性的差异而不能简单移植美欧广电强国的制播体制改革经验,同时又未能找到一种能确保喉舌功能与经济功能和谐共生的改革模式,导致制播分离改革一直停滞不前。在理论层面,本文认为围绕制播体制改革的理论争鸣把改革实践的理性思考引向深入：首先,我国四级办台体现了明显的层级化分工布局,为了在解放广电生产力的同时,确保其喉舌功能不被削弱和动摇。在制播分离改革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坚守非通用性节目的传播阵地,再对通用性节目采用外部分离的制播模式；再次,广播电视需要与新媒体进行融合。节目提供商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进行内容投放,播出方也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进行推广营销,借助新媒体创建次级播出窗口；最后,制播分离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在改革遭遇行业利益之争、既得利益阻滞时,改革路径选择的根本标准在于能否同时满足以下两点：一、是否有利于做大做强广电产业；二、是否能确保广电媒体的喉舌功能不被削弱。随着全球经济、政治一体化进程的持续深入,中国广电产业已经并正在深度卷入全球化竞争。上世纪末,美欧诸国的广电产业政策均进行了重大调整。美国的放松规制与英国的双轨制转向等一系列改革举措背后的产业背景和理论逻辑是什么?对于我国广电媒体有什么启示?为了廓清上述问题为我国广电制播分离改革提供有益借鉴,本文对美欧广电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深度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具有较强国情适应性和现实针对性的广电制播体制改革的可选择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