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高速发展，1994年前对外贸易呈逆差与顺差交错出现的特征，1994年后中国对外贸易持续顺差。中国由“双缺口”型国家逐步转变成“反向双缺口”型国家，中国国内储蓄过剩、对外贸易顺差持续增加。随着贸易顺差持续增加和外汇储备不断累积，中国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货币化率也由1978年的31.8%上升到2012年的187.58%。与此同时，外汇占款替代商业银行再贷款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改变了货币供给机制。1994到2012年间，商业银行再贷款在基础货币中所占比重从60.70%下降到了6.62%，而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中所占比重从26.03%上升到了93.79%。基于宏观经济学基本模型分析表明，对外贸易差额与货币供给相互作用，且在不同特定条件下，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不同。嵌入人口结构变动的分析表明，人口结构变动将导致居民跨期消费决策的前提条件改变，并使得经济增长偏向当期消费品，推动贸易顺差的增长，进而影响货币供给。以1991-2010年中国及全球22个主要经济体的国别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截面加权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计量检验，证实贸易伙伴国国民收入水平、中国国民收入水平、贸易伙伴国一般物价水平、人民币名义汇率以及前期外贸差额等因素对中国对外贸易差额产生影响。以中国1996年1月至2011年12月的月度数据为样本进行计量检验，证实在2009年1月之前，中国对外贸易差额对广义货币供给、狭义货币供给、流通中现金具有显著的影响，2009年1月-2011年12月间短期内贸易差额的变化明显地推动了流通中现金的变化。以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国家和地区的1991-2010年国别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计量分析，证实贸易差额与货币供给之间不仅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而且贸易差额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广义货币、狭义货币的变化；短期内，贸易差额与广义货币具有共同的变化趋势。以1989-2010年中国大陆30个省级面板数据及1989-2010年全球20个主要经济体的国别面板数据为样本，建立面板协整和面板误差修正模型进行计量检验，证实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对贸易差额的长期影响和短期影响均为正，且相对于世界主要20个经济体，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对贸易差额的短期影响更为显著。以1989-201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和世界18个主要经济体的国别面板数据为样本，设定包含人口结构与对外贸易差额交互项的回归方程，进行计量检验，证实劳动年龄人口是影响货币供给的主要因素，而且对外贸易顺差越大，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加会使货币供给增加越多。当经济过热时，中央银行可确立浮动的汇率目标，以减缓贸易收支所带来的货币供给的扩张，缓解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维护国内市场的均衡。当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时，中央银行可确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目标，一方面可以维持贸易顺差，另一方面可以保持货币供给的扩张，促进国内产出的增加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保障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并在适宜时期内适当调整人口生育政策，避免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贸易收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