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内忧外患,整个社会呈现一片叔世景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廷被迫打开国门,融入世界。中华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作为同治中兴名臣之首的曾国藩,他的法思想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作为传统儒家知识分子,曾国藩终身笃守义理,并以卫道自居,兴兵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作为识时务的洋务大臣,曾国藩以礼经世,兴办洋务以自强御侮。程朱理学是曾国藩法思想理论基础。他继承了理本论的宇宙观、理一气殊论、理一分殊论。他认为,要想获得人世的幸福,就要顺性命之理。顺性命之理需要复性修炼,复性需要格物、诚意。格物是理解仁义,诚意是力行仁义。所以,曾国藩既反对不知性命,戕害仁义;也反对空谈性命,不践履仁义。曾国藩坚持礼治。他认为礼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礼的核心价值是仁义。以仁义为核心,礼可以因势变通。曾国藩力图通过以礼自治,以礼治人,实现全社会对礼教的服从。对待不守礼的行为,他主张出礼入刑。面对匪徒,他重典惩治;面对太平天国,他大刑用甲兵,兴兵讨伐。曾国藩对传统学术最大的贡献是沟通汉学和宋学。他认可了姚鼐将传统礼学学术分为义理之学、考据之学和词章之学。随着对汉学和宋学理解的深入,曾国藩将经济之学从义理之学中独立出来,并将义理之学、词章之学、经济之学、考据之学与孔门四科一一对应。姚鼐将传统礼学学术化一为三,曾国藩将其化三为四,又化四为一,实现了对孔子学术的回归,也沟通了汉学和宋学。曾国藩以书生操杀人之业,是其人生信念的必然结果。他对义理之学的坚持,体现了他法思想的保守性;他对经济之学的开拓,体现了他面对时局的担当。他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