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二十世纪末沪、深两所开业庆典的锣鸣,中国证券的历史正式拉开序幕。到如今近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取得的成就早已不可与同日而语。经历数次风雨洗礼的证券市场逐步成熟,场内的交易参与者越加活跃,证券市场的管制环境也愈加完善。然而在取得这些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信息披露违规事件也接踵而至。尤其在2011年后,上市公司的在信息披露过程中的违规行为更为猖獗,许多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上市公司却屡次触及违规的红线,投资者遭受到因上市公司违规带来的损失。本文对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监管的处罚效果进行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法和描述性统计研究方法,通过对现实案例对象的研究,从内部外部多角度挖掘影响信息披露违规监管处罚效果的原因,以期提出改善监管效果的可行性建议。对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监管效果采用案例研究法,突破了以往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相关问题采用的传统实证研究方法,使研究结果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案例研究后针对研究对象提出的建议也更加实用。文章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有效市场理论和博弈论的思想构建信息披露监管处罚效果研究的理论根基。为了补充案例研究的片面性,在分析案例之前,先对大样本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通过搜集、整理数据库及网站中的数据,筛选出在2011年至2015年间,因违反我国信息披露法律法规而被监管部门处罚的758家样本公司,从信息披露违规现状、信息披露违规的处罚类型、对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监管机构类型、连续违规公司特征等进行了多角度的描述性分析。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问题较严重,对于上市公司整体违规监管的处罚效果较差,外部审计机构对信息披露违规监管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监管过程存在选择性,对于实际控制人具有国有背景的上市公司,受到监管处罚的可能性更低。描述性统计结果说明,信息披露违规监管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选取了零七股份作为案例研究对象,通过对零七股份在2008年至2015年间一系列的信息披露违规事件的追溯,发现削弱零七股份违规监管效果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外部监管环境、监管机构执法力、中介机构、公司内部制衡机制以及公司高管变动。针对零七股份信息披露违规监管存在的缺陷,在结合我国现实环境和案例公司特征的综合考虑后,就这几方面提出了改进建议,如适当改进监管机构对信息披露违规问题的监管方法、在公司内部建立股权制衡机制、妥善利用外部中介机构的辅助作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