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权力秩序的维系大都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合法性基础之上,而合法性在本质上就是人们内心的合法性信仰的直接结果和表现形式。对于合法性信仰来说,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是不够的,它必须通过一定的外化形式变成看得见的行动。国家性的政治仪式就是合法性信仰或国家政治信仰最为重要的外化形式之一。通过国家性政治仪式的反复举行,可以确立并强化民众的政治信仰,从而建构能够维系社会政治权力秩序的合法性基础,顺利实施社会整合,保证政治权力秩序的稳定。而一旦既定的合法性信仰出现“贬值”或者“断裂”,与之相应的政治仪式便会趋于式微,固有的政治权力秩序亦随之崩溃。本文选取古代中国“国家祭祀”作为研究对象,因为国家祭祀就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仪式。笔者力图通过对古代中国“国家祭祀”的政治分析,证明其对中国古代政治权力秩序“超稳定”延续的支撑作用。文中将古代中国“国家祭祀”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前国家时期的原始宗教为初始阶段,祭祀的产生与权力秩序的发端紧密相连;早期国家时期为发展阶段,祭祀成为早期国家权力秩序建构及其运转的关键,与政治高度融合,向“国家祭祀”发展;秦汉时期为渐趋成型阶段,秦汉时期,统一帝国建立,以皇帝为核心的权力秩序基本形成,因应维护这种统一格局下的权力秩序的信仰需求,统治阶层对早期国家时期的祭祀进行了儒家礼制化改革,古代中国“国家祭祀”由此成型。在随后历代王朝的政治运行中,古代“国家祭祀”不仅参与政治合法性的建构,还成为统治者实施社会控制的重要工具。文章通过深层的分析认为,作为政治仪式的古代中国“国家祭祀”能够成功建构古代王朝或帝国政治的合法性信仰,从而实现社会政治整合,有着深刻的社会思想和经济根源。古代中国属于典型的农业社会,“天命”信仰、祖先崇拜几乎是农业社会里人们的“共同价值观”,而以此为主要内容的古代“国家祭祀”成为了人们“共同价值观”的象征。因此,主持国家祭祀的人就成为人们信仰的代理人,人们自然很容易对主持祭祀的人产生心理认同,而不管是那个人具体是谁。古代中国“国家祭祀”由此成为维系古代王朝政治权力秩序的“超稳定”延续的坚定基石。随着晚清以来的“几千年未有之变局”,社会形势日益复杂,以“天命”信仰为核心的传统政治文化面临危机,古代中国“国家祭祀”日趋式微,君主专制的权力秩序最终土崩瓦解。然而后帝制时代的人们在建构新的权力秩序时还是一次次地求助于传统的政治仪式,但都难以成功。古代中国“国家祭祀”作为一套权力技术和一种权力实践,虽然在建构和维护古代君主专制的特定权力结构和权威秩序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近代以来的复杂社会条件下,传统的社会规范发生改变,单纯依靠古代中国“国家祭祀”之类的传统政治仪式,很难再达到建构统治合法性,实施社会政治整合之目的。因为随着社会的变迁,权力的合法性建构成为越来越复杂的问题,政治仪式必须随社会规范的改变作出相应的调整。政治合法化仪式从基于血缘、世袭和君权神授的传统型向以通过民众投票和选举来表达授权与认可的法理型转变;政治社会化仪式从被动教化和灌输的臣民型向主动学习和自由选择的公民型转变;政治参与仪式由封闭的排他型转变为开放的参与型——即参与政治的仪式的不再被控制和局限在极其狭小和封闭的范围内。此时,政治权力秩序的维系不能再专门依赖固有的信仰及其精神建构方式,传统的政治仪式只能作为权力的象征起到辅助性作用,政治的合法性建构与社会控制以及权力秩序的稳固必须通过组织的力量,借助与社会政治发展相适应的政治仪式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