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世纪,孟德斯鸠就发现,仅仅依据政治现时经验来推导发展趋势是很不可靠的。因为,当代社会的重大政治过程是无法在当代政治本身找到答案的,也不可能通过简单地回顾历史得到解决。事实上,它们涉及到与文明和秩序有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此后,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布洛赫、斯宾格勒、汤因比、布罗代尔等也都相信,必须把研究历史基因作为研究现实社会的基础和出发点。其中,斯宾格勒把这一观点说得最清楚。他说：“我不得不相信：为了有效地了解时代,作为基础计划的范围就必须大加扩充；想我所做的这种研究,如果要使结果基本上成为有结论性的和必要的,把自己限制在某一个时代及其政治现实,或把自己限制在实用主义的框子中,或竟不去利用纯粹形而上学的和高度先验的研究方法,是不可能的。事情很显然,一个政治问题是不能单从政治本身去得到理解的,并且在事物深处起作用的重要因素往往只能从它的艺术表现去领会,甚至只能远远地用科学的或纯哲学的观念的形式去张望。”社会是一个有机生命体。其文明在幼稚期和青春期形成的习惯、打下的思想烙印将左右该文明与社会的发展始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罗代尔指出,“事实上,现在在不同程度上是其他更为古老的经历的产物。它是以往数百年的结晶,甚至是‘人类迄今为止整个历史演绎的结晶’。”2文明是人类社会的灵魂,同样具有生物特性,其发展和演绎遵循的也是生、老、病、死的生命节律。没有直线发展的永不衰竭的文明。文明是由族群社会及其文化与某种意识形态和自然地理风貌结合的产物。欧洲文明的形成是口耳曼社群及其文化与基督教和欧洲的自然地理风貌结合的结果。这三大要素是欧洲文明的基因,共同构成了欧洲文明的种子,确定了欧洲文明的宿命。每个文明的构成是不同的,它们的宿命也是不同的,发展道路也不可能相同。文明的以上特性决定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不是单一文明持续发展的结果,而是不同文明之间不断地交替超越的结果。“基督教——口耳曼世界”的形成是欧洲历史发展中最有决定性意义的过程。因为,它既孕育了欧洲文明,也孕育了欧洲秩序体系,并且包含着决定欧洲个性的基因,因而是欧洲文明的种子,隐藏着所有与现代欧洲相关的历史逻辑与发展密码。在“基督教——口耳曼世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法兰克人的崛起是一个关键。在克洛维的领导下,法兰克人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第一,他们缔造了法兰克王国；第二,他们利用有利的时间、空间和形势,积极向周边地区扩张,征服了高卢,奠定了法兰克王国基础和法兰克人统治欧洲的基础,从而为欧洲的蛮族化创造了历史前提；第三,在五世纪末的某一年,他们皈依了正统的罗马基督教,使法兰克人由此融入了当时的社会潮流,奠定了法兰克人统治欧洲的社会、文化基础,并为欧洲的宗教化进程开辟了道路。欧洲秩序体系存在的主要依据,是“基督教——日耳曼世界”的诞生与存在。秩序是文明发展不同阶段的组织形式。因此,它的演绎逻辑和阶段特性是由文明的宿命决定的,与文明的演绎节奏相配合的。欧洲秩序体系演绎的基本框架,是整体性与多样性并存；其基本逻辑,是在秩序的整体性中展现个性；而秩序形式变换的本质,则是一个秩序体系依据文明发展阶段在内部展开的矛盾斗争与分分合合。中世纪以来的欧洲历史发展表明,欧洲秩序体系一经形成,便成为欧洲社会的基本规范和政治演绎的基本框架,既体现着欧洲社会与欧洲文明整体性与多样性并存的基本特征,也对体系中各社群乃至各国形成明确而有力的规约作用。今天的欧洲联盟(或欧洲共同体)是一种与均势格局完全不同的秩序体系,其本质差别就在于它是欧洲国家的利益共同体。然而,它之所以能在战后的短时间里成为西欧国家秩序的基本框架,并在此后覆盖全欧洲,却不是欧洲人再次展现制度创造力的结果,而是欧洲人的政治回归和对传统经验与传统体制的再利用。这在本质上是在开发欧洲秩序体系发展逻辑的力量,而共同体秩序就是欧洲秩序体系的延续与发展。否则,这样大规模的秩序框架是不可能在短几年中就培育形成的。欧洲的政治生态和秩序形态是与欧洲文明与社会的发展进程紧密相关的。今天,我们可以把战前欧洲文明与社会的发展概略地归结为两大历史进程,即宗教化的历史进程与世俗化的历史进程。公元6-13世纪是欧洲普遍宗教化的历史时期,14-20世纪中期是欧洲完成世俗化的历史时期。普遍的基督教化教化了欧洲蛮族社会,提高了他们的文化水平,使他们幼稚的心灵成熟起来,但也限制了世俗社会及其关系体系的发展。同时,在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生活极其落后的背景下,社会也没有形成广泛联系的基础。人们以很小的群体形式生存着,不需要,也无力供养中央权力。与此同时,世俗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也因宗教意识形态的制约和缺乏社会需求而难以形成。宗教意识形态控制着整个社会和人们的心灵。人们的欲望、野心与活动能力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政治与斗争只是在极低的水平线上进行着,欧洲秩序以缺乏竞争的基督教共和社会为特点。经过10世纪以后两百年的恢复,欧洲的世俗经济与社会关系积聚了充分的能量,并在13世纪以后开始了加速发展的历史进程,并对旧的封建政治和基督教秩序提出了挑战。在形势适合的地区,世俗王开始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生态也渐渐发展起来并且日益复杂化了。王政统治与封建领主和罗马教廷的斗争日趋激烈,王朝间的领土争夺也愈演愈烈。1337年,大规模的王朝战争终于在英法之间爆发。它预示着基督教共和时代的终结和战国时代的到来。黑死病的爆发是压垮旧秩序的最后一根稻草。欧洲社会在战乱、疾病和经济危机的不断冲击下陷入了空前的混乱。封建贵族和基督教教会都无力应对这样复杂和全方位的社会危机。它崩溃了。迅猛发展起来的世俗社会与经济关系既淹没了以土地为核心的封建制度,也强烈地冲击了欧洲的宗教世界及其意识形态。欧洲从此走上了世俗化的发展历程。欧洲的世俗化过程由三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基本内容组成：形成商业社会、解放思想和建立民族国家。这其实是一个由经济而思想,最终归结为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发展过程。但在欧洲,这同时也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社会发展与变化的速度加快,是一个催人奋进,并引发激烈竞争的时代。在政治领域中,王朝政治逐步向国家政治过渡,与之相适应的思想、理论、哲学层出不穷,统治关念、权力观念、主权观念和利益原则、竞争原则等成为新社会秩序的主体思想。欧洲的共和秩序体系也随之被充满了竞争性的争霸秩序体系所取代。法兰西与德意志是易北河以西欧洲社会的最大族群,自法兰克王国以来,其地缘政治辐射力与文化辐射力就在西欧大陆上居于无可匹敌的地位。欧洲国家体系和国际政治格局形成以后,法兰西与德意志在欧洲政治中所起的作用突出出来,无论他们处于何种兴衰境况都未曾改变。法德两大族群的政治作用是与欧洲的秩序体系紧密相关的。在基督教共和时期,它们两者是以兄弟身份存在于欧洲秩序体系中的,当欧洲秩序体系转变为争霸秩序,这两者就以竞争对手的身份活跃在欧洲政治生活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体化和建立共同体成为欧洲秩序建设的主流,法德两国关系也随之由宿敌便成为合作者于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