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R是上个世纪中后期发达国家为了应对“诉讼爆炸”而创设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对比ADR在其他国家的短暂历史,我国在数千年的传统社会里一直存在其影子,只是关注和研究甚少。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初期,我们一直在努力引进西方先进的法律理念、法律文化和法律制度,而我国传统的法治理念一直是作为反面教材而存在并要加以摒除的。这就漏掉相当多的有意义有价值的本土制度,正当西方兴起ADR的研究热潮之时,我国传统社会的非诉讼纠纷解决制度已使我们有了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的感觉,而这或许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ADR制度不无启发与建树。如何在立足于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对国外的ADR制度加以改造和利用已经成为我国民事实务部门的热点问题,也会成为处理社会纠纷的重要突破口。本文正文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ADR机制的内涵、外延、特征等基本理论问题入手,在借鉴我国传统ADR机制的基础上,寻找我国ADR机制的独有特征。第二部分,从纠纷激增、民众法治意识较低、诉讼成本较高、司法权威不足以及诉讼程序本身的局限五个方面分析ADR中国化改造的内在动因。第三部分,以荣昌综合调处机制为例证,分析评价我国现有ADR制度的优缺点。第四部分,在第三部分的基础上,从统一诉讼与非诉的实体依据、区分诉讼与非诉的不同层级、实现诉讼与非诉的有效衔接等方面提出构建我国和谐ADR机制的设想：民间纠纷解决方式与官方纠纷解决方式,传统纠纷解决方式与新型纠纷解决方式,强制性纠纷解决方式与非强制性纠纷解决方式,司法主导型纠纷解决方式与行政主导型、中介组织主导型、民间主导型纠纷解决方式并行不悖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