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场,以汉代漆艺为研究对象,旨在以汉代漆艺美学思想的发展进化为研究路线,通过历史与逻辑、图像与事理、文献与考古等多维方法,力图勾勒出汉代漆艺美学思想的奠基、建构、折变、重组与转向的进化轨迹及其嬗变规律,以期探明汉代漆工艺美学思想发展风貌,进而为复兴传统工艺文化以及提升中华文化实力提供一种实践典范与理论参照。本文研究认为,汉代漆艺美学思想的进化轨迹路线是：“西汉初年初步奠基——西汉中期独立发展与建构——西汉后期折变与鼎盛——东汉时期重组与转向”。西汉初年,即从高祖到景帝大约60年时间里,是汉代漆艺美学思想的奠基与初步发展阶段。此时,漆艺美学思想基本遵循“汉承秦制”的发展规律,以简约实用为要旨,以“守约以治广”为设计原则,以楚风浪漫为风格特色,显示出汉初工艺思想在社会政治与经济之“与民休息”的立场下进化与发展,尤其是汉初的青铜器退位与漆器兴起,充分体现了汉代漆艺美学思想的进化原则：“用进废退”。至西汉中期,即西汉武、昭、宣三代,是汉代漆艺美学思想走向独立发展的繁荣阶段。此时,漆艺在社会各方面整体发展的大背景中开始颇有建树,逐步从生活工艺走向实用艺术化之路,漆艺美学思想以“大美”思潮为基调,在“法天象地”的造像原则与“崇文尚实”、“深沉雄厚”的品格建构中走向成熟与繁荣,尤其是官府漆器经营及其工艺的政治权力化,成为这一时期工艺美学思想的典型特征。到西汉后期,即从元帝到王莽新朝前期大约60年的时间里,汉代漆艺在发展中发生进化意义上的突变,并达到鼎盛高峰,其发展特点是从装饰之风中走向贵族化之路,漆艺着力追求繁缛化装饰,就连当时中国西北与西南夷民族漆艺也在民族文化进化中实现了自己的突变,推崇“错彩镂金”、“银口黄耳”之美,演绎汉代漆艺装饰美学思想。在东汉约200年的历史中,漆艺发展逐渐走向衰微与转向,漆艺美学思想遭遇宗教式的归隐,也遭遇“致用为本”的艺术批评,并在夹纻佛像与绿沉漆等玄默之风的追求中“另辟蹊径”,尤其是漆器被青瓷器取而代之,反映出汉代漆艺的又一进化原则：“适者生存”。通过对汉代漆艺美学思想的递进与嬗变的进化论分析,本文认为,汉代漆艺美学思想的进化规律与发展历程的基本特色是：第一,汉代漆艺美学思想进化的一般规律是遵循汉代政治、经济、文化与宗教等时代语境,尤其是汉代主流儒教神学美学思想浸透下的物质产物；第二,汉代漆艺美学思想的基本规定为汉代漆艺美学思想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并渗透口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并显示汉代漆艺之艺是手工艺与设计之间的艺,漆艺之道是生活之道,漆艺之美是日常与民用之美；第三,汉代漆艺美学思想进化的动力来源包括汉代工艺的身体意识、神话图像叙事、贵族权力以及儒释道思想协进发展等。身体意识是相对于漆器为身体享用的功能而言,神话叙事是针对漆器纹饰审美设计,贵族权力是从漆器的生产与管理体系以及服务对象而展开,儒释道思想发展是根据漆器形式背后的文化意义视点。换言之,汉代漆艺美学思想发展动力是依据漆器之功能、审美、生产与管理、服务对象与形式意义等视角展开,显示漆工艺的实用功能与美学意义的双重规定；第四,汉代漆艺美学思想进化形成自己独特的“保守基因”或汉代漆艺实践的基本美学命题。如汉代漆工艺设计之“守约以治广”、“大美”、“规天矩地”、“自然相生”、“致用为本”等基本实践命题,它们共同反映出汉代漆艺设计思想的最高美学追求。其中“守约以治广”是漆艺设计的根本方针,“大美”是漆艺设计的整体风貌,“规天矩地”是漆艺设计的造像原则,“自然相生”是漆艺设计的主体美学规律,“致用为本”是漆艺设计的功能原则；第五,汉代漆艺的艺术互动、境外流传、惠泽生活、影响后世等内容彰显出汉代漆艺美学思想独特的美学思想魅力与历史价值维度。总体言之,汉代漆艺是汉代人寻求固有的“汉风姿态”,是汉代工匠灵巧双手的智慧之物。官府与地方特有的乡土工艺之发展给予了汉代漆艺美学思想的特色,还保证了汉代漆艺美学思想的健康与美,充分显示了古代中国是一个创新的民族。同时,汉代漆艺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巨大的丰碑,它的美学思想是一代又一代能工巧匠的智慧和汗水的结晶,更是汉代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与审美情趣的产物。在汉代漆艺美学研究基础上,本文最后提出正宗漆艺的工艺特色、产业优势、美学理想、社会担当以及漆艺的当代复兴等重大问题,对于如何继承传统文化与创新文化产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相信：传统漆艺的生命与价值不会枯竭。在当代生态立场下,它至少在能源、环境、生活、美学等方面有所担当,为社会发展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