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村落社会也。求所谓中国者,不于是三十万村落其焉。——梁漱溟①这是梁漱溟先生关于乡村地位的论述,也就是说,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从作为中国社会基础的乡村入手是一条研究社会整体发展和变化的重要手段。18世纪后半叶,乡村旅游从传统旅游模式中分离出来,首次在欧洲作为一项独立的旅游项目出现。乡村旅游的兴盛曾经为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带来过良好的经济效益。然而,随着这一项目的进行,尤其是乡村旅游过程中游客数量的增加,其中所隐含的问题日益突显,如乡村旅游前期建设中的土地流转问题、农民话语权和非话语权的竞争问题、乡村生态环境的破坏、乡村文化的走样、乡村旅游盲目开发、政府、民间以及非营利组织的介入而导致的三方甚至多方博弈问题等凸显。本文将乡村旅游的引入作为研究背景,以经济社会学中的社会资本理论为研究视角,试图对乡村社会资本变迁的前提下,对未来乡土重建的路径选择给出自己的建议。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社会进入转型时期的社会前提下,传统的乡村社会在社会整体结构的变化中受到冲击,其本身的乡土秩序、经济行为、社会网络均发生着变化,失地农民等问题日益严重,成为社会学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为改变农村社会的现状,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以及政府等公权力等的介入,乡村秩序和乡村经济行为镶嵌在社会行为中的趋势将更加明显。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高度概括的理论范式,是普遍地存在于社会网络关系之中并能够被行动者投资和利用以便实现自身目标的一种社会资源。另一方面,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社会网络、社会共同规范、信任及互惠,以及在这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对经济活动产生的影响作用,引入社会资本理论到乡土重建问题的研究,会带来更多的成效和创新。本文综合归纳已有相关文献的观点,从山西省襄汾县新兴起的乡村旅游项目出发,通过引用社会学中社会资本的分析视角,探析在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社会资本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对未来的乡土重建过程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未来的乡土重建经选择何种路径等。通过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所进行的乡村旅游建设过程中,以时间为序,总体而言农村社会资本发生很大变化。(2)在对襄汾县农村社会资本进行信任分析时,发现其内部信任程度较高,而当地居民对外来投资者和政府信任程度偏低,这并不利于乡土秩序的重建。(3)当地居民的互惠规范多为建立在地缘与血缘基础上的道德互惠性规范,而缺少能够促进乡土秩序变迁的契约性规范。而在面对政府和外来投资者时,由于信任程度偏低,因此当地居民与政法和外来投资者之间合作程度较低。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居民-政府-外来投资者”之间合作程度逐步变化。(4)在襄汾县,社会网络结构建立在地缘、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垂直型网络结构,其网络元素相对简单。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与外部合作程度增强,网络元素增加,社会网络逐渐复杂,这对乡土秩序的重建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5)随着乡村社会资本以及社会资本中各个元素的变迁,现有的乡土秩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6)为促进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未来的乡土秩序重构可能存在以下路径。一是通过增加乡村居民的政治参与权,促使乡村居民在进行乡村旅游建设时更加具有话语权。二是通过重构制度建设,解决乡村旅游发展前提下所带来的“失地农民”增多的现象,提供更多的就业道路。三是通过重构政府和乡村居民的角色,促进乡村旅游的更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