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以其哲学阐释学的思想体系著称。他融合了柏拉图的对话理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思想、黑格尔绝对观念的辩证法、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及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加之对传统阐释学的批判性继承,建构了基于实践而非纯粹思辨领域的哲学体系。其《真理与方法》、《哲学解释学》是对该领域的主要贡献。伽达默尔突破和超越了传统认识论中主客两分的认识模式,把它诠释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传统阐释学强调理解对象的本质性和客观性,着眼于主体对对象的客观理解,而伽达默尔将理解视为主体与对象双向互动的交流。理解对象是可以对话的另一主体,理解不是主体对对象单方面的观照,而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对话。理解对象的“视界”与理解主体的“视界”通过对话达到了“视界融合”,并且对话的不断进行会使融合持续,呈现出理解的开放性特征。而“前见”和“时间距离”并不构成对理解的阻碍,而是使理解得以存在并呈现“真理”的条件。起初,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被广泛运用于文学领域中的翻译问题,从理论上印证了翻译中文化过滤现象的存在,突出了译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指出了文本重译的意义。然而,随着电影作为一种艺术门类在19世纪末登上历史舞台,电影对小说的改编也应运而生,电影对小说的“再翻译”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本文试图将阐释学运用到电影改编领域中,为导演的主体性改编提供一个理论上的依据,也为电影的主体性改编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文学文本被改编成影视、舞台剧或其他形式,无疑丰富了学界的互文性研究。然而从电影对小说的改编出现之日起,电影导演在改编中所处的地位问题就被提出来,导演应该完全尊重小说,对小说进行重述?还是根据自己的独特视角,对小说进行创造?“忠实性”与“主体性”的观点也引发了一场大争论。从二十年代开始中国导演和批评家一向把忠实于文学原著视为一项重要的原则,认为改编只有忠实于原著这一条路。到了八十年代,中国电影进一步发展,对第五代导演来说,他们更希望作为一个有主见、有思考的创作者来发言,而张艺谋就是这样一个领军人物,他具有主体性强、参与意识强、表现性强的特点,对莫言的小说《红高粱》进行了创造性的再阐释,借取小说中一点故事、一点情节来表现自己的思想情感,最终把电影变成一种与小说原作不太相干的东西,并取得巨大的成功。本文以阐释学为依托,将阐释学运用于电影对小说的改编领域,强调导演的主体性思维。主要包括五部分内容：前言部分简要阐发了当今关于电影对小说的改编的理论研究角度与方式,引出本文研究的理论支撑点及切入点。第一章主要是阐释学理论梳理与解读。梳理阐释学发展脉络,由古典阐释学到传统阐释学再到现代阐释学的这样一个发展线索,分析理解观念的演变,以及他们对伽达默尔理解观的影响,并从“前见”、“时间距离”、“视界融合”三个概念对伽达默尔提出的“理解的历史性”作一个介绍。第二章主要是以阐释学为理论支撑点,以电影对小说的改编为切入点,探讨理解的历史性与改编的主体性之间的联系,分析电影导演对小说的主体性改编：为何这样改编?如何进行改编?改编后的效果如何?第三章通过《红高粱》个案,把握莫言对现实世界的一种体悟,以及小说对此的涵容和内蕴的表达。并进一步分析张艺谋导演为何及如何对莫言的小说《红高粱》进行主体性改编,改编后的电影《红高粱》如何表现张艺谋导演与莫言的融合、对时代的感悟、对生命的理解。小结部分,依据阐释学的理解观分析这种电影导演的改编对导演、小说、电影都会带来哪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