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乐舞艺术高度发达,它广泛汲取国内外各民族、各地区的乐舞文化精髓,形成了兼收并蓄、包容创新的文化格局。其中由边地进献的《凉州》、《柘枝》、《霓裳羽衣》三大乐舞流行面广,观赏者众,尤为突出。以此三者为记述对象的诗歌在数量上蔚为可观,这些诗歌不仅在文献中保存了三大曲当时的表演概况、流变传播的基本资料,同时也从一个层面印刻着文士阶层在历经了唐代由盛而衰的历史变迁下复杂艰难的文化心态。中唐文士们在相关的乐舞诗中把具象化的音乐作品阐释为一种意向性的对象。经过处理的三大乐舞在诗歌中呈现出各具特色、交互复杂的风貌。诗人或专门刻画三大乐舞的乐音舞貌,传达其在宴会表演和私人独赏时给人娱情悦性的审美功能,或将乐舞和政治相关联,把三大乐舞作为眷恋、反思、质疑、甚至批判的对象,寄托复杂深沉的情绪和感触,在诗中完成娱乐以外的审美体验。本文以唐诗中《凉州》、《柘枝》、《霓裳羽衣》三大乐舞的文本呈现为线索,通过大量的文史资料梳理,从文化背景的角度切入,综合分析关于三大乐舞的诗歌创作及特点,抓住三大乐舞融合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文化特性,以此为关键认知其在诗歌中多样的描写风貌。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探讨为何三大乐舞如此被中唐文人阶层在诗歌中加以言说的,结合传统乐论的教化思想和安史之乱后唐人文化自信力缺失两个因素来理解中唐文士阶层对三大乐舞的描写差异和复杂态度。借唐诗中的三大乐舞诗揭示唐代文人微妙复杂的心理过程,管窥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文人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