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内战史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内战起源、林肯评价、南方重建等方面,对林肯和约翰逊的国务卿威廉·亨利·西沃德研究成果不多,对西沃德外交政策的研究就更加薄弱,有深度挖掘的可能。西沃德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行殚精竭虑,在美国外交史上的地位不容低估。了解西沃德的个人经历、外交思想和主要政绩,就是在阅读一部活生生的美国外交史。因此,选择对当时美国外交做出重要贡献的西沃德作为研究对象,是研究内战前后美国外交的突破口。19世纪40年代,在“天定命运”论的指引下,大陆扩张进入高潮,扩张的重点是打开通向另一个海洋——太平洋的窗口,北部和东北部的工商业资产阶级为这次扩张狂潮注入了商业和海洋因素。“青年美国”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使命观,把民主思想融入扩张中,矛头直指海外,为未来美国的扩张指明了方向。太平洋上的探险为扩大太平洋和远东贸易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建设太平洋铁路的构想,把大陆扩张与海洋扩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基尔平、惠特尼、克林斯为代表的地缘政治观,提出了加勒比海——巴拿马——太平洋大整体的观念,连接了内战前后的扩张主义,预示着海洋扩张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天定命运”论和“青年美国”为西沃德的“太平洋商业帝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西沃德继承和发展了先辈的扩张主义思想,在美国外交史上第一次较为完整地提出了“太平洋商业帝国”构想。“太平洋商业帝国”把美国扩张的方向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从大陆扩张转向了商业扩张,从北美洲转向了亚洲,用贸易代替了武力。为了更有效地对外扩张,西沃德设想了以加利福尼亚为太平洋贸易的集散地,沿太平洋南北两路设立贸易商站,北为俄美地区,南为夏威夷;加快国内改革,修建横贯国内的太平洋铁路,反对奴隶制度;兴建大陆电报网,建立世界统一的金融体系。“太平洋商业帝国”构想具有强烈的使命感,是西沃德对美国外交实践的提炼和概括,表明他是一个有节制的海外扩张主义者。当西沃德带着向亚太地区扩张的构想进入国务院后,等待他的却是内战的炮声。为了尽快平息战争,实现“太平洋商业帝国”的宏伟构想,内战初期西沃德提交给林肯总统一份备忘录,要求联邦政府对欧洲发动敌对行动和战争,以期南方放弃分裂行动。内战中,美国面临着英法等国的干预,以及法国入侵墨西哥等外交问题,这些问题的实质是欧洲列强向美国门罗主义提出的挑战。为了捍卫门罗主义,维护联邦统一,西沃德促使林肯宣布对南部的封锁政策,灵活地处理与英国在中立、“特伦特”号和“莱尔德公羊”号事件中的矛盾和冲突,成功地阻止了法国在墨西哥的进一步行动,促使了美国从防御性小海军战略思想向远洋性大海军战略思想的重大转变。这是美国在海洋扩张到来之际,对自己的外交战略作出的一种主动、大幅度的调整,是美国外交和军事实力提高的表现。西沃德“太平洋商业帝国”的重心是亚洲,尤其是中国。他继承前几任美国驻华使节所提出的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在考察了列强在华情形后,提出了维护中国门户开放的“合作政策”,以获取在华的最大利益。集中体现西沃德“合作政策”思想的是《蒲安臣条约》,它所包含的“贸易自由”和“保全中国领土和行政实体”的思想构成了约翰·海两次照会的基本主题。在亚洲其它地区如日本和朝鲜,西沃德采取了武力威胁和炮舰政策。亚洲国家是否自愿接受美国文明,是美国使用武力与否的唯一标准。19世纪后期,中国和日本走上不同的道路,与西沃德在中国、日本实行的不同政策有一定关系。内战硝烟刚刚散去,掌管外交事务的西沃德便迫不及待地推行因内战而停止的扩张政策,满怀热情地把美国的外交政策重新引向他所构建的“太平洋商业帝国”的轨道上。为此,他主持购买了阿拉斯加和中途岛,与丹麦谈判购买西印度群岛,计划控制夏威夷,从哥伦比亚手中获得建造巴拿马运河的权利等。为了获取这些在“太平洋商业帝国”中具有重要位置的地区,西沃德积极寻求媒体和舆论的支持,他化敌为友,寻求同盟,改变以往美国政府的武力政策,采取了和平谈判的方式。西沃德生活的时代国际政治形势风云变幻,国家处于历史格局的大变革之中,这为西沃德发挥个人外交潜能和智慧提供了空间和用武之地。经过多年的政治舞台的磨练,西沃德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着深刻的认识,他的外交思想具有很强的预见性和超前性,外交实践服从于他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理解,体现了现实主义的特点。西沃德总是站在时代前列,感受美国新帝国扩张的脉搏,及时发现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困境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受国内政治斗争的影响和经济、军事力量的制约,西沃德试图引导美国走上海外扩张道路的绝大部分尝试以失败而告终。但他能够深刻地领会先辈的外交思想,并结合美国外交所面临的现实,把先辈的外交思想继承与发扬光大,他的外交思想和实践对19世纪末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19世纪末海外扩张大潮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在中国实行的“合作政策”,在“门户开放”政策中表现得更为清楚,奠定了美国在远东地区外交政策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