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透明国际公布的清廉指数排名，我国长期处于一种“高腐败、高增长”的悖论之中，Leff(1964)提出的腐败“润滑剂”理论为这种现实提供了理论支持。在体制相对落后的地区，企业可以通过贿赂当地官员获得产权保护、争取稀缺资源、进入管制行业;而官员从贿赂活动中取得灰色收入，客观上会对其形成激励，提升行政效率。但从长期来说，腐败会阻碍经济的发展，而且腐败往往会引发社会不公、影响政治稳定。随着我国发展进入“新常态”，各种制度建设渐趋完善，腐败的非正式制度效用逐步减小，而其破坏正常经济秩序、形成社会不稳的弱点在不断放大。“十八大”后的反腐风暴前所未有，对公务员阶层形成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在各级官员之间蔓延，现实中的表现就是懒政怠政、行政效率低下，对经济发展形成了不利影响。已有学者发现反腐败会在短期内抑制经济发展，社会上也对长期高压反腐的后果提出疑问。　　在“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特殊体制下，我国地方政府对辖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力。本文以2012-2016年5年间因反腐败落马的地方市长、书记为研究对象，从政治不确定性和政府干预的视角出发，研究反腐败对辖区企业投资的影响，并观察政治关联及市场化水平在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相比于官员更替，反腐败会显著抑制辖区企业的投资水平，这种影响当年就会消失，不存在时滞性;市场化水平的提升能够削弱反腐败的投资抑制效应。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均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反腐败的不确定性对其投资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官员间存在着异质性，其个人特征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投资。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下列建议:加强市场假设，制度改进要与反腐倡廉同步进行，通过规则的完善与透明祛除滋生腐败的土壤;政府机构要及时披露信息，在现有模式下，纪委通报对违纪官员进行调查后，相关信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够明朗，而投资的信息观表明，在情况不明朗前企业会延缓投资，此时信息的及时披露具有重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