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三礼”服饰因其丰富的政治美学意涵,为研究先秦轴心时代的礼乐传统提供了新的角度。其中,礼仪性、象征性与艺术实践性是确立“三礼”服饰审美的三条逻辑路径。西周已经制定出比较完备的服饰制度,从服官到服制,条目繁多、严谨的服饰系统使得贵族阶层服饰首先具有了强烈且丰富的政治等级意味。由此建构出的服饰礼仪联结了政治与文化的双重象限。服饰一方面扮演着“明贵贱,辨等列”的政治角色,使得各个阶层都能够得其所位,一方面也借助其层次分明的礼节范式,将一种尊亲相属的政治内核嵌入进人们的日常经验与情感结构中,成就了服饰中权力关系与美感关系的高度统一。具体而言,在吉礼与丧礼两大重要的礼仪场合中,“三礼”服制分别呈现出“位高服尊”与“有礼有节”两类审美倾向,将政治与亲缘的同一秩序纳入到民众日常的心灵体认与情感结构中,通过服饰之礼中达到维护政治的核心意旨。在此基础上,通过具体的造型设计与纹饰艺术,服饰也成为展现个体形象与魅力的通道,构筑出充满诗性意蕴的服饰空间。首先,在造物原则上,服饰作为一种物化之器用,将古代哲学中“道”、“象”、“器”三个关键性的概念联结到一起,达成了天地精神与服饰境界的和谐共通,构建出服饰者的威仪之象。其次,具身感知的服饰质料与十二章纹艺术体现出经由抽象化的人文之美,使得“三礼”服饰逐渐衍生出代表华夏气质的华美意旨。再者,蕴藉是一种藏而不外露的、恰到好处的服饰张力。裼衣与袭衣在不同场合下的遮蔽与显露之趣,引申出显隐相生、文质相变的美学张力,形成了“三礼”服饰蕴藉古典的美感体验。在服饰空间的运用上,服饰与身体之间的互动造成了线条与空间的流动,在这种流动中显现出服饰者浩瀚的宇宙意识与充沛的生命韵律,在有限的服饰空间中延伸出无尽的美学意蕴。经由礼仪性与象征艺术建立起来的“三礼”服饰,在贵族群体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逐渐内化为“锦衣而立”的服饰人格。服饰对于贵族群体的意义,首先是一种基础的道德培养,从对身体服饰的约束开始培育自律健全的君子人格。其次,在较为严肃的政治场合,服饰语言往往凭借其政治性的隐喻表达,在礼的统筹下将忠诚、威仪与谦逊等美好品格日益融入进服饰者具身的政治实践中,完成政治情感的沟通与诉说。在锦衣而立的人生进程中,优雅、完满的礼仪服饰将审美实践的追求融入进君子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赋予了君子群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并在《诗经》写作中呈现出多重维度的诗化表意空间,最终达成服饰人生的审美圆融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