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开始,国家发改委连续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清单由长变短,改革的进展明显。由于坚持推进简政放权,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减少投资障碍,大幅减少政府定价范围等一系列举措,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稳步发展。我国当前正处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职能变更的战略关键时期。本文主要探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政府的权究竟“简”在了哪里,又“放”在了何处,从而引出了帮助沟通和调节政府,市场,企业的社会产物——社会中介组织。社会中介组织的出现帮助政府从社会各种事物中抽离,转变目前“大包大揽”的现状,帮助政府进行精简起到了关键的承载作用。通过对社会中介组织概念、发展路径、运行概况以及存在问题的研究,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借鉴外国经验对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提出了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方式,为更好地落实简政放权,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供保障。我国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管和理论研究刚刚处于起步阶段,滞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中介组织在成长发展过程中又存在着监管体制不恰、法律法规规制缺失、社会认可度降低、从业人员无证上岗、事后难以维权等问题,再加上社会体制因素的制约和市场发育程度的限制,这些不稳定的因素都严重影响着其服务功能的发挥。现实操作中部分以简政放权为名义取消或者下放的行政事项转移到社会中介组织手中之后,便出现了社会中介组织耗时长、收费乱、权力大、垄断性强等各种突出问题,被喻为“戴市场帽子,拿政府鞭子,坐行业轿子,收企业票子”,极大损害了简政放权的公信力,对冲了行政制度改革的实际效果,不管是对政府自身改革还是市场的经济秩序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阻力。在学术研究领域,不同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于社会中介的组织的概念,法律定位等问题也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本文要在确定社会中介组织的经济法主体地位上分析社会中介组织目前现存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社会中介组织出现的问题成因主要是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的法律体制监管缺失和秩序失范,导致了社会中介组织在人们心中的社会认可度和声誉降低,在运行过程中出现违规的操作和违法乱纪的现象。要想使得社会中介组织成为社会转型中的正面力量,就要从法治规范、监管水平、自律体制等方面出发,建立健全的社会中介组织法律体系,使其充分发挥其社会性,中介性和市场性。社会中介组织法律规制的不断完善,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提高市场资源配置能力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