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文化始于东方社会,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尤为明显,即使改朝换代或政权交替,也从未影响它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作为一种争端解决手段的不可替代地位。然而随着世界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全球化趋势,调解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认可和接受,同样包括一直强调以诉讼为主导的西方社会。在中国内地,调解长期被积极适用到诉讼程序和仲裁当中,而当今由于各国之间的文化经济政治都很大程度上相互依存,调解开始登上国际的舞台,逐渐成为解决跨国纠纷的手段之一。目前越来越多的国际机构和仲裁中心开始将调解作为一种可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来处跨国商事纠纷。香港特别行政区是普通法系,在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发展调解集聚近10年的努力。2009年香港民事诉讼改革大力提倡利用调解来解决各种纠纷,包括国际性金融纠纷在内的所有商事争端。为此全文分为三个大的部分,首先从全球化的视野着手说明全球化给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方式带来的影响,说明商事交往必须了解跨国的文化价值并如何寻求一种在当今国际社会可以依赖的潜在符合国际化商事交往目的和价值的争端解决方式。然后从香港特区2009年的民事诉讼改革入手,以2008年雷曼兄弟在香港破产的具体案例来阐述在商事和金融领域的调解在普通法系的香港是如何实践并有了怎样新的发展。用比较和实证分析的方法以香港的案例进行具体分析。主要关注“自愿原则”这个一直被认为是调解的本质特征,近年来在一些立法和实践中,却有了不同于传统调解意义的新发展。例如在香港特别行政区2009年的司法改革中,虽然调解没有被明文赋予强制性但是通过费用惩罚的这种实践方式,事实上某种程度等同于赋予了调解强制性效力的作用。同时将其与全球其他国家地区作比较分析调解从东方文化中脱颖而出的优势和目前对传统调解的“自愿性”“非强制性”等价值的挑战。最后以全球化作为一个参照标准,分析全球范围内的商事调解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