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不同阶段的对日方针经历了“不抵抗主义”、有限抵抗到渐趋强硬的转变。在上述既定方针基础上,国民政府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统率下建立了以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中央日报》为主的舆论体系,展开了对日舆论战。在东北问题上,日本先声夺人宣传中国军队挑起事端,国民政府予以否认并揭露日本占领东北的企图。面对日本宣传中日冲突是“地方事件”和“中国问题”,国民政府驳斥日本不过是欲借武力迫使中国签订城下之盟,因此拒绝同日本直接交涉。而对于日本所谓“中国民众排日”的指责,国民政府认为日本应反省自身责任。另外,国民政府对日本幕后策划东北独立予以了谴责,并宣称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日本负责。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宣传热河是伪“满洲国”的领土,国民政府对此进行了驳斥。广田弘毅上台后,在“和协外交”的幌子下宣传对华“亲善”。国民政府则揭露广田外交与先前内田康哉实行的“焦土外交”并无二致。“天羽声明”反对西方国家援助中国,国民政府回应这不仅是对中国的侮辱也是对世界文明的威胁。后来蒋介石发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呼吁中日双方反省自身,然而日本对于指出的错误坚决否认。总体而言,国民政府的对日舆论战呈现出完全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服务和注重寻求国际同情与支持的特点。在成效上,最终使日本在国际舆论上陷于被动与孤立。同时,也为全面抗战时期的对日舆论斗争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因为没有充分利用民众的抗日诉求,也减少了对日舆论战的总体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