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按时间纵向将清代东北划分为前期(1644—1860年)、后期(1861—1911年)两个时期,对清代东北商埠发展历程作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考察。但由于清前期研究对象之数量、内容过于单薄,故本文在力图宏观考察整个清代东北商埠的情况下,把主要目光投注于清代后期的商埠格局上。本文将清后期东北商埠格局形成历程分为萌芽阶段、雏形阶段、形成阶段、发展阶段等四个阶段,并概括出此格局在形成变迁过程中,呈现出商埠地域分布的规律性、类型的多样性及发展的不平衡性等三个特点。然后择取经济、文化两个领域中较具代表性的六个方面来阐释商埠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即认为通商开埠是东北社会变迁的加速器。清代前期,东北国际贸易形态是“边境互市贸易”。主要基于清政府“怀柔远人”的思想指导,中俄、中朝边境出现了“古代商埠”。商埠出现后之中俄、中朝边境贸易呈现出与商埠出现前的相异特点。通过论述可以看出,清前期的东北商埠,虽与互市有别,但还不能完全冲破“互市”贸易的框架,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仍属互市贸易的一种特殊类型,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可以看作是外交关系的副产品。但清前期商埠的出现,使清代东北保持了与周边国家及关内一定程度的经济往来,所以说,清前期东北虽处于相对隔绝状态,但不是一潭死水。清代后期,在内外双重动力的推动下,同时为适应国际贸易发展规律,清政府开始改变政治经济政策,尝试着通过开辟商埠来应对危亡的局势。从1861年营口开埠始至清亡,东北共开放了28处商埠。清后期东北商埠格局及特点对区域社会变迁的影响表现为:首先,通商开埠促进东北经济变迁。本文选取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以商品流通为载体的对外贸易是近代化的构成部分和衡量近代化的一个尺度,东北开埠设关推动了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并促进国际贸易近代化;第二,外国资本的侵入与清政府鼓励发展工商业经济政策的出台,使东北地区逐渐出现具有近代内涵的管理机构及经营方式,工商业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第三,通商开埠是城市运动的主要动力之一,一方面它引起城市人口的膨胀及城市数量与规模的扩大,促进城市化运动,另一方面,又为城市功能及结构变化提供了契机,从而驱动了城市近代化进程。总之,开埠通商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东北经济的近代化。但需要强调的是,通商开埠使中国封建经济运行机制被纳入国际市场秩序中,外力对中国经济的控制愈来愈大,尤其东北经济几乎为日、俄所垄断,成为其国内工业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地。这种畸形的经济发展模式,表明中国的经济利益已经受到列强的侵夺和支配,同时“商重工轻”的产业格局严重限制了东北经济的发展。其次,通商开埠推动东北文化变迁。本文择取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清末东北报刊无论从全局还是以某一商埠如哈尔滨、大连来看,在文种、创办人、创办形式、内容思想等方面俱表现出多元纷呈状态。而报刊的出现本身就是文化变迁的表现;第二,东北开放后,商埠城市成为多民族多国多元文化交汇的窗口,出现了中国传统宗教与东、西洋教并存的多元态势。随着西方宗教势力的扩张,在经济条件恶化和社会动荡情势下,求助无援的部分民众开始寄希望于异域的神灵,这同样可视为对与宗教相伴而来的西方文化的接受。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宗教的多元化正是文化变迁的表现;第三,以实业教育为例说明通商开埠对东北教育变迁的推促。可以说,每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都是一定生产方式的反映,都对人类社会产生一定影响并丰富着人类的文化内容。客观而言,西方文化确实给中国提供了可资学习借鉴的参照系,但从研究中不难发现,从口岸强势登陆的西方文化在荡涤中国封建文化的同时,表现出了鲜明的殖民性。总之,商埠是清代东北社会变迁的加速器。尽管清后期东北商埠在建立之初便涂着浓重的殖民色彩,并承负着重要的政治任务,但随着东北对外开放空间渐次增大,变革因素透过商埠窗口逐渐渗入当地社会,商埠发展客观上推动了东北社会的变迁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