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文明,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农业文化,“农业中国”的历史造就了“农民中国”的文化特征,农民文化因其久远厚重而具有强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而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的中国文学,无疑打上了农民文化的深深烙印,同时,现代中国革命是一场以农民为主体力量的社会革命,农民的文化心理、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直接间接地影响到革命进程的方方面面,与现代中国革命互动共生的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必然与农民文化发生更为密切的联系。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没有哪一个时段、哪一种形态的文学比延安文学与农民、与农民文化之间的关系更密切,延安文学是写农民和为农民而写的文学,是深受农民文化滋养浸润的文学,农民的文化心理结构、道德理想、价值观念与审美理念成为延安文学的一种方向性、构成性因素。另一方面,延安文学又不断改变重塑了乡土世界中农民的价值观念、审美取向、伦理道德、风俗文化,动员促发农民参与到反帝反封的革命斗争中去,成为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在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的同时获得自身的解放。延安文学是一次新文学与农民的对话。是精英知识分子话语体系与农民话语体系的交流与沟通,当然这种对话与交流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调控下进行的,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忽略或无视农民的崛起对文学的巨大影响和深层制约。鉴于此,本文选择从农民文化的角度进入延安文学,试图弄清延安文学与农民文化之间双向互动的复杂关系,以期为当下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与现代转型中的农村文化建设提供些微镜鉴。论文共分六个部分。引论部分主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问题的缘起与研究视角的确立,二是研究对象界定与研究现状分析,三是对本论文的几个核心概念进行厘定和辨析,另外,引论部分还对本论文采取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作了简要说明。正文部分共四章,按照从“外部研究”到“内部研究”的逻辑顺序,从四个方面来探讨延安文学与农民文化之间双向互动的复杂关系:第一章主要分析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农民崛起的复杂因素。整个20世纪前半期,是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过程,也是中国农民从幕后走到前台、从边缘进入中心,演出一幕幕改天换地的史剧的过程。农民作为现代化的动力群体,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特异现象,中国恰恰是借助农民的力量实现了重建民族国家的宏伟目标。农民意识形态的确立与张扬不仅因为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与社会现实语境,也得益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农民作为革命主体力量的发现与建构,更与延安独特的文化生态环境密不可分。第二章着重探讨“延安道路”中农民与知识分子之间“双向启蒙”的互动关系。经过整风、审干、下乡等持久深入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延安文人早已存在的自审、自卑心理益发走向自贬、自戕的病态畸变,由对农民群体作为革命主体力量的崇拜逐渐滑向对农民文化价值观念的认同甚至崇拜。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也将现代文明、民主科学的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文化播撒到农村与农民心中,将农民群体的思想、文化革命纳入到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的时代进程中,中国农民终于开始了“人的现代化”的艰难历程。而知识分子对民间艺人的改造和民间艺人对延安文艺的参与则集中体现了农民与知识分子之间“双向启蒙”的文化互动关系。第三章主要探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阶层和知识分子思想深处潜在的农民情结对延安文学观念建构的潜在制约,农民情结是延安文学观念建构的潜在动因。农民情结不仅体现为延安文人始终在文学实践中努力寻求文学走进农民的方法与途径,积极主动地创制“为农民的文学”,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延安文学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还表现为他们思想深处所积淀的农民文化心理与精神结构,这种农民文化心理与精神结构使他们在权威话语面前极易丧失自我,这正是《讲话》权威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作为延安文学观念最主要的建构者毛泽东,其意识深处的农民情结也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左右着他的文学观。第四章着重探讨的是延安艺术家们在新的文学观念制导下,如何对农民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换。这种创造性转换集中体现在对农民语言的吸纳与提炼和对民间艺术形式的利用、改造与创新上。延安艺术家对农民文化资源的改造本质上是一种视角的改造、身份和姿态的改造,是一个使原本根植民间、表现民间性格的“小传统”精致化、“庙堂化”的过程。同时,农民文化在语言、体式、审美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和制约了延安文学的生成与发展路向。结语部分对全文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简要回顾和总结,反思了农民文化现代性转换的可能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