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历史经验问题的思考,本文尝试从国际政治心理学的视角,分析影响对外政策选择的情感因素。作者提出了身份危机中丢面子感影响对外政策力度的假设,并用经验事实对此进行了验证。问题和方法在长期的历史互动中,中国与缅甸、越南和朝鲜三国建立起宗藩关系。19世纪末,英、法、日对这三国的殖民政策直接冲击着传统宗藩关系。殖民体系和宗藩体系在中国的周边发生了碰撞,中国陷入了身份危机当中。然而,面对同类性质的身份危机,清政府采取了三种不同力度不同的应对政策。在缅甸问题上,中国对于藩属国的求援一再推托,中国与英国就缅甸争端通过外交谈判解决;在越南问题上,先是暗中资助刘永福助越,然后直接出兵与法国正面军事冲突。在朝鲜问题上,清政府应对政策最为强硬,不仅迅速引入国际协调,对朝鲜实行“监国”,而且清兵几度入朝,与日本发生了正面军事冲突。清政府为什么在解决同类问题时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历史学研究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通常是“分而治之”,很少有人把这三个问题放在一起并列研究。我们试图在比较对外政策分析的视角下,寻找影响国家对外政策选择的因素,特别是基于行动者主体的能动性因素,为什么在同类问题的解决中选择不同的对外政策。对于这一问题,理性主义的理性选择模型和建构主义的本体安全理论有着不同的回答。前者认为利益最大化是政策选择的主要动机,而后者认为身份的自我实现是政策选择的主观目的。这些理论能够部分解释政策选择,但是它们共同的缺陷在于,二者都强调利益一贯性或者身份一贯性,从本质上都认为国家在对外政策选择中应该遵循特定的规范——利益最大化或身份自我实现,因此这些理论不能很好回答面对同类利益、同类身份问题的政策变化。面对同样的刺激,国家做出不同的政策选择,主要取决于联系刺激与反应的内部心理过程。因此,我们将尝试融合对外政策和心理学的研究,深入到案例内部,扎根于当事人的叙述中,探索影响对外政策选择的心理机制——特别是情感因素。这是本文的基本理论目标。概念与理论身份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通过情感过程实现的。特定的身份状态下怎样激发情感,情感如何进一步调节对外政策。受到中国本土心理学关于“面子”和政治学哲学中承认研究的启发,我们建立了如下的理论模型:第一,基本假定和概念。社会承认是国家的基本心理需求,国家对于社会承认需求的满足与否会诱发国家的面子感体验。来自他者的社会承认是身份建构与维护的必要条件,面子感是普遍存在于国家互动中的复合性社会情感。面子感的指向和强度取决于社会承认供需关系。当社会承认供给能够满足社会承认期待时,国家会产生自豪和愉快的有面子体验。当社会承认供给不能满足社会承认期待时,国家会产生羞耻和愤怒的丢面子体验。如果国家致力于建立或者维护的身份,不能得到相关国家的社会承认,那么就会出现身份危机。第二,身份危机下对外政策选择模型。身份危机诱发面子失落感,面子失落感越强,国家危机应对政策力度越大。由于面子感是由社会承认现实能否满足社会承认期待的结果,因此这个主假设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两个子假设:身份危机中,社会承认预期不变时,社会承认供给越少,面子失落感越强,国家危机应对力度越大;身份危机中,社会承认供给不变时,社会承认预期越高,面子失落感越强,国家危机应对力度越大。案例与验证英国、法国、日本对缅甸、越南和朝鲜的殖民侵略,妨碍着中国作为宗主国身份的实现。晚清中国陷入了身份危机当中。为了维护身份的稳定,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解决与英、法、日在缅、越、朝的争端。我们通过比较中英缅甸争端和中法越南争端发现,中国对英法两国在缅越问题上社会承认预期大致相同,保证宗藩关系,维护两国之间的和平;但是法国对于中国宗主国身份的社会承认供给远远没有英国高,英国曾经一度否定中国身份,但是很快就收回对中国的不恭,及时供给了清政府期待的社会承认,“另立缅王,照旧进献中国”,而法国则不仅使越南的独立法律化,阻止朝贡,还用武力逼迫越南交出中国的封印。在缅甸问题上,中国虽然最初遭到了身份危机,但很快就被缓解,清政府感到尚存体面,因此对英国采取了合作性的政策,让出英方想要的实利,保证自己身份的稳定(后人嗤之为虚名)。而在越南问题上,法国的举动让清政府颇感丢面子,正是在这种情感氛围中,清流派异军突起,强力主战,清政府不惜一战,纠正失衡的宗藩关系。法国与日本对中国的社会承认供给都远远没有满足中国的预期,清政府为此感到羞耻和愤怒。法国和日本对中国作为宗主国身份的否定如出一辙,法国和日本对中国宗主国身份的社会承认供给相同。在中国的社会承认期待方面,由于中国对法国的期待是来自外群成员大国之间的平等式尊重,中国对日本的期待是群内成员中小国对大国的尊重,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对日本的预期,远远高于越南问题上对法国的预期。中国固然在法国问题上丢面子,但虽稍让亦合算。在中日问题上,日本的社会承认供给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的预期,在中日问题上,清政府丢面子的体验比在中法问题上更加深刻。因此,在日本与朝鲜签订了江华岛条约之后,中国迅速引入国际协调,而当法国与越南签订法越和平同盟条约时,事隔八年之后中国才提出抗议。在军事援助方面,清政府起初只是暗中资助刘永福,正规军按兵不动,开战之后,又迅速收场。而在处理朝鲜问题上,清政府的正规军多次应邀出兵镇压,甚至在朝鲜驻兵,全面介入朝鲜的内政。面子失落感越强烈,对外政策力度越强硬。可能的意义和不足本文选择的案例基本验证了我们提出的理论模型——身份危机下面子影响对外政策选择。本研究尝试基于中国经验的知识生产,把承认带回到国际关系研究中来,特别关注国家面子感的发生学和动力学。这一研究可能会进一步丰富建构主义和政治心理学的对外政策理论研究。同时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身份危机管理重点在于调节社会承认供需关系和疏导面子体验,“为承认而奋斗”是所有国家外交政策的持久动力,也是国际伦理和秩序建设的重要方向。对外政策选择是一个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面子感作为一种情感性因素的确会影响对外政策,但是由于情感体验不易观察,情感体验和其他变量难以准确分离,同时,由于本文选择案例牵涉国家多,时段长,变量控制也实属不易,这都使得本文对部分概念的界定和概念之间关系的演绎还不够充分和连贯,案例的验证也偏于简单,这是本文进一步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