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由战国末期,秦国宰相吕不韦集其门客聚百家思想编撰而成,是一本可以被称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杂事”的书籍。书中吕不韦以道家思想为基础,儒家思想为框架,墨法思想为补充,在容纳百川的基础上成一家之言,为秦国日后的统一大业奠定理论基础。同时,在编撰过程中吕不韦受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想的影响,将治国之道喻于成君之道,又将成君之道喻于成器之道中,借成器的方法间接劝诫君王。因而,此书不仅是一本治国成王之书,亦是一本蕴含着古代造物思想的书籍。书中用农业为国之根本的地位,为我们指出农业器具、农耕方法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从农业角度入手论证造物中最基本的“物以致用”原则。此外,还通过《十二记》中每一记对行为规范、造物准则的要求指出造物中“天人归一”思想的重要性,通过对“天人归一”思想的阐述来论证造物的最高准则。不论是“物以致用”,还是“天人归一”在中国造物史中都一直被作为造物的重要理念而被不断践行的,在这两种思想的影响下才有了古代中国灿烂的造物文化。这些造物思想不仅对中国古代造物的传承与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同样也对我们当代设计中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具有一定的借鉴指导意义。本文从《吕氏春秋》全书入手,将古籍内容进行融合与分类,分别对应“物以致用”与“天人合一”两种造物思想。在论述过程中围绕这两种思想展开论证,并结合具体造物行为,阐述这两种思想在该书中的体现。文章最后论述了《吕氏春秋》中造物思想对后世造物行为的影响,以此论证探究《吕氏春秋》造物思想的必要性。综上所述,本文主要以造物思想为基石,通过对《吕氏春秋》中“物以致用”与“天人合一”两种造物思想的梳理与分析,研究这两种造物思想对当时以及后世造物和当代设计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