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问题一直是哈贝马斯关注的焦点,可以说,哈贝马斯批判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出发点是对理性问题的重新把握。自马克思·韦伯将合理性作了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区分后,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人物皆沿着这一路径展开了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但由于本质上局限于“主—客”二分的意识哲学思维方式,他们不仅没能建立起价值合理性,甚至走上了怀疑、否定理性的悲观主义道路。面对传统理性的分裂,哈贝马斯试图以基于主体间性的交往理性弥合理性的裂缝,走出意识哲学的内在困境,为此哈贝马斯将批判的矛头追溯到了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哈贝马斯发现正是因为马克思混淆了劳动与相互作用(交往),将交往置于劳动概念下进行研究,才使交往理性被遮蔽。因此他明确提出要严格区分劳动与相互作用,在生产范式之外引入新的交往范式,用交往取代劳动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基础地位,用劳动和相互作用取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将劳动和交往领域两类知识的学习同时看作社会进化的动力,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哈贝马斯试图在生活世界中引入交往理性或实践理性的做法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通过考察哈贝马斯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批判,不难发现,其实质是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误读。哈贝马斯继承康德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二分的思想,从意识哲学认识论角度理解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将其视为人与自然之间的技术关系,而忽略了马克思本质上是从实践哲学存在论角度理解劳动概念:劳动不仅是联结人与自然的中介,更是人、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得以存在的基础。马克思立足劳动理解人存在的意义,理解全部社会生活的实践本性,实现了传统形而上学向实践哲学的伟大变革。在梳理哈贝马斯批判马克思劳动概念的理论基础上,抓住哈贝马斯与马克思对待劳动概念的本质区别,有利于我们认清哈贝马斯的理论失误并正确看待这一批判。同时,哈贝马斯的错误也提醒我们要还原马克思思想本意,从实践意义上把握劳动概念,正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