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不公是实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理论界重视并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否则分配不公会使得矛盾和问题变本加厉地反扑(何平、2013)。本文针对“分配不公”问题,从企业角度,研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是否可以以及如何影响财务分配的问题。企业财务分配即企业价值化生产成果的分配问题,涉及到诸如政府、债权人、股东、职工等利益相关者的诉求问题,对于激发企业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协调国民经济运行具有重要意义,而为了更好地实现利益相关者在企业价值分配中的知情权和话语权、保障其权益,披露具有一定质量的内部控制信息是关键。因此,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从广义财务分配视角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经济后果,尝试性构建并揭示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对财务分配影响的作用机制和具体路径;以我国2009-2015年A股主板一般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多种统计方法实证检验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与财务分配的关系,并基于财务分配的公平性,从企业、外部监管和利益相关者角度提出完善我国内控信息披露质量的相关建议,以期寻求改善企业价值分配不公问题的途径,并对管理者治理以及利益相关者决策提供一些建议。论文主要创新点和研究内容如下:第一,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对广义财务分配影响的作用机制。财务分配涉及到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诉求问题,但我国现有研究是一种狭义的财务分配,且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视角系统研究财务分配的文献更是凤毛麟角。本研究根据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认为财务分配应该是基于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新创造价值的分配,是广义的财务分配。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披露信息具有一定的信号传递和公司治理功能,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体现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和话语权,是企业价值创造、实现和分配的基础,因此,财务分配极有可能受到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本研究运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中的信号博弈理论分析内部控制信息供求双方通过决策博弈可能出现的博弈均衡,并通过Nash谈判推广模型对利益相关者的收益即财务分配成果进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财务分配研究的不足,丰富和拓展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研究的内容和方向。第二,基于对避税行为成本收益的分析,本文使用三阶段联立方程OLS回归首次尝试性研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税收激进度之间的关系。发现并证明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与税务激进度表现为先降后升的非线性U型特征,且这种特征在内控信息的强制披露阶段更显著。而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两者的关系亦不同,即在企业的成长期和成熟期,两者呈U型特征,在企业的衰退期,却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特征。这说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强制性”会影响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进而影响企业的税收激进度。一方面,高质量内部控制披露信息传递的“好消息”会被投资者放大,另一方面,高质量内部控制披露信息可以有效缓解避税行为中的代理问题,降低避税风险,权衡收益与成本,上市公司更倾向采取激进的税收策略以增加其价值。第三,结合资源配置效率视角,将金融环境纳入到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中。我国现阶段的金融市场存在金融错配现象,即金融资源配置处于一种非效率状态,这会削弱债务契约对公司投资效率的治理作用,而信息不对称性是引发金融市场代理问题的主要原因,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可以改善此问题,使得金融资源流向效率更高、未来发展前景更好的企业。基于此,本文深入剖析了金融错配、内控信息披露质量与投资效率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在不同产权性质下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投资效率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为抑制其投资过度,立足于我国目前的特殊金融环境,高质量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对投资不足的治理效应是有限的。第四,以信号传递和代理理论为基础,本文首次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与现金股利分配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利用Logit模型检验了两者之间的关系,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PSM)和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法构建模型对两者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控制。研究结果支持了股利分配的“结果”模型,即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呈显著正向关系,且两者关系在非国有企业和融资约束较高的企业中更显著。这说明上市公司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可以提高股东基于所有权的共享收益,缓解股东自我与企业整体利益的冲突,且作为一种利益均衡机制,高质量内部控制披露信息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或融资问题越严重的企业中更能发挥其股东保护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