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基础设施供给的巨大成就得益于政府直接供给模式,然而,传统供给模式逐渐面临资金不足、供给效率下降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在全国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逐渐向社会资本开放,鼓励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与社会资本的管理效率、技术创新结合,但社会资本方的融资成本过高,导致PPP模式下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总成本偏高。因此,究竟何种模式才是公共基础设施供给的最优选择?本文认为这取决于融资成本与供给效率的权衡。本文拓展了Hart(2003)的模型,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对比传统供给模式与PPP模式,重点探讨公共部门与社会资本方存在融资成本差异时,社会资本方的持股比例、补贴等对社会效益的影响,试图通过合理分配控制权实现效率最优。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如果社会资本方在建设阶段付出最优努力,且与公共部门融资成本差异极小,选择社会资本方独立运营项目可以提高效率;(2)若融资成本差异大,给予社会资本方更多的控制权,才能激励其参与项目。融资成本差异越大且社会资本方持股比例减少,不利于技术创新和管理能力提升,融资成本高产生的负效应大于社会资本方对项目效率提升的正效应;(3)当融资成本差异过大,即使给予社会资本方较大的控制权,PPP模式产生的社会效益仍低于传统供给模式,此时要么采取传统供给模式,要么政府给予PPP项目更多补贴,但是这将导致政府的财政负担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