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大力推进，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的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在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是其中重要的几个环节，而就业更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后的第一步。近年来，农民工职业流动性呈现增强趋势，且更换工作单位和就业城市的现象普遍，在同一单位供职的工作任期较短，在这种背景下处理好农民工职业流动与城市融入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挑战。城市融入是一个多维度概念，涉及经济、社会、心理等多个维度，农民工群体普遍存在的较为频繁的职业流动行为对其城市融入水平有着怎样的影响？对其各维度融入的影响是否存在明显差异？不同类型的职业流动对其整体融入和各维度融入的影响呈现出怎样的特征？是否也具有异质性？政策启示是什么？农民工群体内部这种影响效应是否存在异质性？本文试图对以上问题加以深入分析和回答。
　　本文将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分析农民工职业流动对城市融入的影响效应。理论层面，根据新迁移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职业搜寻与匹配理论和社会融合理论分析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方式和过程，以及职业流动影响城市融入水平可能的几种路径。在具体实证过程中，本文选取国家卫计委发布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指标体系测算城市融入水平，并使用多层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内生性，本文选取恰当的工具变量进行处理，并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研究发现：总体来看，农民工职业流动对其城市融入有负向作用，但在不同维度上影响作用存在差异。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对于经济融入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对于社会和心理融入层面上的影响为负；区分不同类型的职业流动后，本文发现，主动流动和被动流动均对农民工整体的城市融入水平产生一定的负向作用，且被动流动的影响效应更大；但进一步区分不同的融入维度来讨论，本文发现主动流动可以显著提升经济层面融入水平，被动流动则显著阻碍其经济融入水平；进一步依据农民工群体不同禀赋特征以及迁移模式对该群体进行细分后，本文发现职业流动对较低技能水平农民工城市融入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但对较高技能水平农民工影响不显著；职业流动对只身迁移农民工和家庭化迁移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存在差异，对于只身迁移的农民工产生显著不利影响，但却对家庭化迁移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水平有一定的正向作用。针对总体融入程度的高低划分各分位点进一步进行分位数回归，模型结果显示，职业流动对总体融入程度处于中低分位点的农民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上述结论为我们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提供启示：促进农民工稳定就业、适度流动仍应是当前工作的重点。具体来说，需要针对经济和非经济层面的不同影响趋利避害，平衡就业流动性和稳定性的关系，以流动性为基础实现稳定性。畅通流动渠道，完善职业信息披露；鼓励活动参与，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宣传教育投入，健全职业化培训体系；完善制度设计，鼓励家属随迁等都是可采取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