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以来,我国的经济进入新常态,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冲突的存在,增长速度的减缓,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化,国际贸易争端的不断浮现,我国的经济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下稳中增进,我国的宏观经济面临着矛盾重重的挑战。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调控宏观经济的左膀右臂,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是在国际经济环境不断复杂化的背景下,中央银行开始不断探索新型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针对性地调节结构性不足问题,注重对公众预期的管理与引导,提升公众对经济未来走势的预期,保证经济的稳中有进。而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对预期管理的重视程度和管理水平与之仍有很大的差距,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公众预期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关系,探索二者之间的影响程度与影响途径,有助于中央银行对公众预期更有效的管理与引导,畅通货币政策的传输渠道,促进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为宏观经济的调控寻找新途径新方向。基于上述所讨论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经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研读与整理分析,本篇论文先是对公众预期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相关理论进行整理与分析,系统探究公众预期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以及二者之间的理论分析。其次本文选取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2012年1月-2019年5月为样本研究区间,并针对数量型货币政策操作工具、价格型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公众预期以及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等研究对象选取相关的代理变量,对其进行相关的数据处理后建立VAR模型。同时对所建立的模型进行相关的脉冲响应分析与方差分解分析,探究公众预期在两种货币政策传导效果中所发挥的作用,随后本文将数量型货币政策操作工具与价格型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在不确定性条件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进行比较分析,观察两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迥异。最后针对全篇文章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与意见。本文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探索研究公众预期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影响关系,比较价格型货币政策操作工具与数量型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在加入公众预期变量后,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影响程度与作用效果。在参考众多国内外文献以及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消费者信息指数代表公众预期,选取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月利率作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选取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作为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代理变量,选取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作为产出水平的代理变量,在通过平稳性检验与协整检验之后,所建立的VAR模型结果显示:(1)价格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优于数量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2)公众预期可以畅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促进产出的增加与经济的增长。从实证的检验结果看,央行应该加强与公众的信息沟通,注重对公众预期的管理与引导,加强全民的金融知识基础教育,尽量使公众形成与货币政策目标相一致的经济预期,同时注意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的搭配使用,更好的畅通货币政策传输渠道,促进产出总水平,在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总要求下,更好更高效的实现经济的稳增长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