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事调解作为解决国际商事纠纷的手段有其独特优势,通过调解产生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有效执行是调解制度最终为当事人解决争议纠纷的关键,也决定了国际商事调解的价值与吸引力。目前国际范围内对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效力以及如何执行的问题尚无共识,在这一背景之下,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了《新加坡公约》,该公约的诞生为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构建起国际上的新框架。本文旨在探究该公约确立的制度下和解协议的执行问题。首先结合《新加坡公约》对商事调解及和解协议的含义与特征进行阐释。商事调解这种纠纷解决方式是通过在第三方协助之下使当事各方协商、进而达成合意的过程,在《新加坡公约》中对“调解”一词应采广义理解。经商事调解程序而产生的成果为和解协议。《新加坡公约》中规定适用于该公约的和解协议应具备“国际性”、“商事性”和“产生于独立的调解程序”这三个特征。其次是分析和解协议的效力。和解协议的效力关系到是否能最终解决纠纷,从理论上来说,传统观点认为其不具强制执行力,本文认为应让和解协议“长牙齿”以适应调解制度“成长”。从立法实践上来说,无论是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欧盟这种国际性组织的立法还是印度、新加坡这些域外国家的立法中都在认定和解协议效力上有一定突破,《新加坡公约》更是赋予了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可直接执行的效力。再次对和解协议在《新加坡公约》下的具体执行规则进行分析。当事人可依据公约申请直接执行和解协议,同时也可在非执行的阶段运用和解协议提出抗辩。此外,《新加坡公约》在第5条中还规定了“拒绝准予救济的理由”,为当事人的权益提供了救济渠道。最后结合中国和解协议执行的实践现状以探究依据我国现有制度与《新加坡公约》确立的机制两者之间如何搭建起“桥梁”。虽然直接执行的方式同当前国内经调解产生的和解协议无法强制执行的现状有着矛盾点,但此矛盾并非无法解决,我国批准该公约是有可行之处的,并且可以在与公约的衔接中完善我国的执行机制,进而促进我国商事调解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