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的研究主题确定为透过少数民族地区“洋人街”的平民化特征看西方人的社会性,并由此探讨中西方人社会性比较问题。可以说,从这个角度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目前还不多见。做此选题,主要目的有两个:其一,将旅游范畴的“洋人街”现象纳入到学术研究的视野之内。对阳朔、大理“洋人街”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将两地的“洋人街”做综合比较研究,寻找其共性,发现它们形成与繁华的背景、原因、意义及特征等,对“洋人街”这个中西方文化最直接接触的小社区所呈现出来的深刻而独特的文化景观进行深入的学术观察,发掘其在民族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尤其是中西文化比较研究领域的学术意义。其二,从“社会性”的视角考察中西文化的不同。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发现,“洋人街”具有相当突出的“平民化”特征。这种平民化特征除了在当地民风民俗中有所体现之外,还表现在西方人在当地的生活状态中:一方面他们在“洋人街”享受到了自由自在的田园诗般的生活,追求自由与平等的心理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满足,个性充分张扬;同时,他们并未与当地的社会生活脱节,他们参与当地社会事务,尤其是慈善活动,从日常生活中对周围人的点滴帮助到社会的扶贫助困、慈善义务活动,都表现出了极高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这两个方面结合得完整而协调,缺一便不能正确反映西方人在“洋人街”的生活全貌。这令人联想到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的一个论断,他认为中西方人的“大异”是西方人具有“个性伸展社会性发达”的特征。现在,西方人在“洋人街”的生活确实体现出一种“个性伸展社会性发达”的姿态。因此,在对“洋人街”的研究中,把研究的着重点由“洋人街”的平民化特征引申至西方人的社会性特质方面,将梁漱溟先生的“社会性”概念,放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加以新的界定,全面考察西方人的社会性意识与特质,并与中国人的社会性加以比较研究,就成为本论文的核心内容。 通过“洋人街”看西方人的社会性问题,并由此探讨中西方人社会性的比较问题,其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并重。 从民族学的角度看,阳朔、大理都地处南方民族地区,对那里的“洋人街”进行研究,符合当代中国民族学研究的两大任务要求—加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问题的研究以及对世界民族的研究。目前我国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给民族学工作者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好机会。民族学是一门研究民族共同体及其文化的学问。民族共同体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突出表现为民族的现实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进步。研究这种发展变化,正是民族学的重要课题。本论题试图结合我国民族地区对外开放、追随国际化潮流以及与国际接轨的实际需要,对民族地区的“洋人街”现象进行充分调研,总结其中的经验,研究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决策部门提供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同时,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需要我们更多、更广泛地了解世界民族和深入研究世界民族。过去,由于各种条件的局限,我国民族学工作者很少有机会做世界民族的实地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使我们对世界民族的了解仍处于不够深入的状态。这种状况与我国迅速发展的改革开放形势是十分不相称的。现在, “洋人街”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研究西方民族与文化的便利条件,我们应该抓住机会,加以深入研究。这不仅对于我们处理国际事务,发展与世界各族人民的友好关系,搞好对外交流和对外贸易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吸取其他民族的长处、认识民族发展的过程、总结民族主义浪潮发生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对“洋人街”现象的研究同样具有理论与实践的价值,特别是实践价值。首先,“洋人街”里中西文化的融洽相处,为不同文化的相互认识、理解、尊重提供了有力的活范例。它对避免由于文化隔膜而导致民族、种族、文化上的歧视与冲突,实现人类和平共处与文化共同繁荣的理想,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其次,对中西方人社会性的考察,一方面从理论上丰富了文化比较研究在这方面的内容;另一方面,符合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的现实需要。当今世界,国际化浪潮席卷全球,人类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村”中,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这要求人们应该具备全球化的视野和为全人类着想的使命感。对中西方人的社会性加以研究,从小的方面讲,对于海外华人如何更好地融入居住地社会等现实问题,具有实践指导意义;从大的方面讲,可以使我们客观地认识西方社会,正确理解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事情,对于强化我们的国际参与精神,树立中华民族的良好形象大有裨益。本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有民族学实地调查法、跨文化比较研究法以及民族学的跨学科综合研究法。这三种方法既是民族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本论文得以完成的重要手段。三种方法相辅相成、互补使用,避免了单一方法所带来的缺漏,从而保证了论文的顺利完成,并取得了以下研究成果:其一,首次将“洋人街”纳入文化比较研究与民族学研究的范畴,在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指导下,获得了关于两地“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