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数字新闻时代的来临,突发公共事件的声量被不断放大,每一次重大的突发事件,都能引起网民在社交媒体上的广泛讨论和协商。微博平台发生的协商性对话是对话理论在新闻领域中的具体实践,它将协商视为对话的一种类型,在对话观的指导下来理解今天的新闻业。本文通过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对“携程亲子园虐童”、“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个案进行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探讨微博平台对话的协商性程度及其效果,并试图找到影响因素。通过对两个个案的对话主体的影响力、对话客体的信息丰富程度和互动性、以及对话影响力进行内容分析后发现,二者协商性对话程度明显不同,其中“携程亲子园虐童”个案中发生了明显的协商性对话,而“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中协商性对话不明显,甚至发生了群体极化现象。本文通过比较分析两个个案发现,导致二者之间差异的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首先是对话主体因素,其中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市场化媒体发挥框架建构的主导作用等都促进了协商性对话的发生及其效果,而对话主体影响力差距大制约了协商性对话的发生及其效果。同时,娱乐型意见领袖通过情感引导激发用户非理性、部分对话主体协商认知不够高都阻碍了协商性对话的发生及其效果。其次,对话客体也会影响对话的协商性和效果,对话客体的信息丰富程度、对话客体的互动性、相同对话主题的连续性导致联想叠加效应、刑事案件易引发的群体极化现象。然后,外部环境因素也需要被考虑在内,从宏观角度来说,网络环境下的信息不对称、网络政治文化的复杂多变都会对协商性对话产生较大影响,同时网络时代风险社会引发中产阶级的强烈不安,易造成阶级焦虑,从而影响各个群体之间的协商讨论;从微观角度来看,对话过程的透明性和对话关系的独立性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最后,微博平台本身也会影响对话的协商性程度和效果。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微博将发挥其公共领域的作用,促进对话参与各方的讨论和协商,这在于微博平台本身具备协商各大要素,同时微博平台的多层级传播模式也促进了协商的发生。而微博平台辟谣机制的不完善、微博平台管理者的娱乐化倾向都导致微博上的协商性对话受到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