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1937年是中国城市建筑近代化转型变迁的重要历史阶段,在这个近代化的过程中既有物质层面的近代化,更包括制度层面和思想观念的近代化。本文的研究工作关注的是近代城市建筑转型变迁中,政府与城市建筑活动之间的关系。“内力”与“外力”、“官方”与“民间”、“权利机制”和“技术机制”,成为本文讨论城市建筑管理机制的三个重要的组织线索。通过大量文献资料的阅读和一手档案史料的梳理,本文致力于还原一个连续的租界以外的中国典型城市建筑管理机制变迁的历程,从中找到近代中国城市建筑发展背后的规律及其推动力量,进而为当代中国城市建筑管理机制的思考提供历史的借鉴。论文通过不同的视角展开研究,理清城市建筑管理观念的变化及其推动力量,寻找传统与变革的相互关系,并以具体的城市案例,解析中国城市建筑管理机制变迁的特点与得失。从城市建筑管理机制认知的角度,阐述在西方文明强势输入的背景下,对于城市建筑本身“用”“体”分开的认知,进一步拓展到了城市建筑管理机制的认知上,而这是相关机制变迁的必要准备。从中国传统社会机制转型的角度,考察清末民初城市建筑管理机制的变迁,和变迁中的传承与发展。中国传统社会中“公领域”的变化和发展,成为研究工作中的重要切入点。从技术和权力两个不同的视角,考察在弱势中央政府和强势中央政府的统治下,城市建筑管理机制不同的变迁之路。其中既有以民间机制为主线的上海城市自治,也有以官方推动为主线的天津、北京的地方自治。中国近代城市建筑管理机制的变迁,是一个积蓄——发展——并置——突显的过程。从这一过程中,可以看清历史,寻求诸多当代社会现状的渊源,也能够总结得失,摸索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