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发展史表明,某一国家(企业)所掌握的制造技术的先进性并不能决定该国(企业)的制造业竞争力,实证分析证明了大量不存在技术创新的企业拥有不低于技术创新企业的经济收益。德国制造业的实证研究发现,低研发率企业甚至拥有高于高研发率企业的生产率和经济效益。这对“没有研发或低技术创新率的企业意味着停滞甚至是衰退”的传统创新理论观点形成了重要挑战,后来演化经济学家对以技术创新为主的创新战略范式进行了批判,演化经济学指出一个很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尽管所处的环境或系统是类似的,但创新(能力)也应该是多样化的,并在不同企业的创新战略(行为)中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由于技术推动创新思维的影响,造成管理创新促进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理论研究进展迟缓,尤其是在产业政策制定的讨论中被视为某种“黑箱”。创新政策制定者们往往会忽视技术创新之外的其他创新模式以及其具有的竞争潜力。本文意图探索管理创新的“黑箱”,丰富现有不同创新行为的理解,这对于提高学术界、企业界和政府部门对于技术创新之外的竞争策略和创新战略的认识具有较强的意义。随着《中国制造2025》的颁布,中国政府将制造业的长远发展及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扮演的历史角色,提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未来的十到三十年,制造业的发展与贡献,将是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快速积聚大国优势、成为一流工业强国、积极担当大国领导角色的终极力量源泉。鉴于传统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可能并不能完全为《中国制造2025》下管理创新提供理论指引和现实支持,因而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对制造业发达国家的管理创新经验进行比较性的实证研究,对于解决中国制造业面临的短期困难或过渡性问题,重新定义制造业战略规划中主次环节,以及丰富现有创新源和模式的理解,提高创新理论研究的完整性都具有较强的意义。本文在对技术进步和创新、经济增长、管理创新等历史文献回顾基础上,将管理创新的内涵界定为:企业、产业和国家层面对现有资源的整合。基于演化经济理论、资源基础理论等相关理论,系统分析了创新多样性和竞争优势异质性形成的可能性来源;在此基础上,构建结构与内容相结合的分析框架,对美国和日本制造业演化管理创新模式、多样性以及竞争优势异质性特征进行了历史性分析。在已有历史性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对分析维度进行修正,并通过面板数据对中国制造业管理创新模式的现状进行分析。按照行文的逻辑顺序,全篇主要内容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从理论上对创新多样性和竞争优势异质性来源进行了分析,也是全文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指导框架(导论和第一、二章)。该部分主要探索制造业创新多样性以及竞争优势异质性的理论解释。通过演化经济理论来探讨制造业企业创新多样性的结构性解释,个体和组织由此无法准确预测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致使在经济活动中会选择追求利润的行为呈现多样性;通过资源基础理论、关系基础理论和知识基础理论探讨制造业企业多样性资源和竞争优势异质性来源的内容性解释,企业通过一系列的包括内部和外部战略资源及其组合模式来获得经济效益并实现持续竞争优势。在以上理论分析基础上,从结构和内容两个层面确定本文后续研究的分析框架;并在充分借鉴已有管理创新的观测方法和指标基础上,兼顾产业层面和国家层面确定了后续研究的分析维度。第二部分是美日制造业发展中管理创新模式历史性分析和中国制造业管理创新模式实证分析(第三、四、五章)。在依据制造业发展阶段特征(工业1.0-工业4.0),分别对美国和日本不同阶段进行了划分。依据本文的分析框架和维度,对美国和日本自工业化前以来管理创新模式进行历史性分析。分析发现,美国和日本制造业都存在不同模式的管理创新,管理创新存在显著的“遗传性”特征。不同环境下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的作用关系存在差异:美国制造业的管理创新是对技术创新的一种补充,具有激励、支持和保障技术创新的作用;日本制造业管理创新是作为技术赶超过程中,对技术创新的一种替代,对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过渡”作用。在对美国和日本制造业历史性分析基础上,对分析维度进行了修正,并选择对应的观测指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9》对中国制造业管理创新模式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了美国和日本制造业管理创新的分析结论。并总结了当前中国制造业管理创新的五种模式:“一体化”(“集中”为主,“分散”为辅)的生产组织结构;快速迭代的产品创新和变革相对迟缓的工艺管理模式;依靠较少投入获取收益的销售创新;依靠产业补贴维持企业生存的产业政策模式;具有正向效用的生产协作模式第三部分美日管理创新模式比较以及对中国的启示(第六章)。在回顾总结前文已有结论的基础上,对美国和日本制造业演化过程中管理创新的一般性规律进行了总结。并依据其管理创新的遗传性特征、与技术创新的匹配关系、管理创新要素之间的组合关系三个方面对美国和日本管理创新的异质性特征进行了总结。在中国制造业当前管理创新存在不足的前提下,归纳技术创新不是竞争优势的唯一来源、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存在互动关系、管理创新的“路径依赖”特征以及竞争优势“异质性”源自整合(管理)能力的四点启示。此外,本文在研究总结的基础上,从“企业家”培养、“国际企业”培育和“产业协会”强化等方面提出促进管理创新形成制造业竞争优势的相关政策建议(第七章)。本文主要创新点有以下几个方面:(1)以配置资源为目的的管理创新是制造业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另一重要源泉,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分别通过新增和配置资源的方式促进企业获取竞争优势。(2)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的互动关系存在差异。美国的管理创新是技术创新的补充,而日本的管理创新是技术创新的替代,对技术创新的深化发展起过渡性支持作用。(3)中国制造业管理创新存在不足。从内容上,六个观测维度在不同分类样本的回归结果多数都局限于产业政策和商业模式两方面,未能体现如美国、日本管理创新的多样性;从手段上,创新手段相对单一且易于模仿,基于观测指标判断,产业政策以产业补贴、商业模式以销售投入为主要手段,而其他维度一些难以复制的创新手段,如创新协作、生产组织结构、质量管理等却在回归结果未能显著体现。作为制造业管理创新问题的一次较系统的研究,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值得进一步深入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管理创新模式的归纳有待进一步深化。本文虽然归纳了美、日、中三国制造业管理创新的几种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制造业不存在其他管理创新模式。(2)样本数据存在局限以及管理创新的观测维度、指标有待丰富。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引入外部知识来源、合作关系及伙伴等维度,以丰富管理创新模式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