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希腊时期以来，探索思想的方法一直是哲人关心的问题。对公理法的乐观估计被由施莱尔马赫引入的“解释学循环”概念打破，这个概念以“整体-部分”的循环关系揭示了潜藏于人类理解中的那种循环性，使得为思想在方法上找到一种类似公理的初始成为一种虚妄，与此同时，逻辑主义也在科学语言中发现了这种循环，使得科学语言的基础成了问题。解释学与逻辑主义在“循环性”上的相互认同使得许多科学哲学家们放弃了逻辑地、有条理地重构思想的计划，仅有为数不多的科学哲学家们仍然认为这个计划是可以实现的，由德国著名数学家、逻辑学家保罗·洛伦岑(Paul Lorenzen)和著名音乐学家、历史学家海德格尔的学生威尔海姆·卡姆拉(Wilhelm Kamlah)以及他们的学生在20世纪60年代共同创立的“爱尔兰根建构主义学派”就是其中之一。与其它建构主义学派相似，它继承了康德批判“客观主义”的精神，认为在人类实践中已被给定的东西—例如，语言—是被建构的，而且这种建构必须是无循环的(without circles)、无间断的(without gaps)以及循序渐进的（step by step），它的特殊性就表现在它计划用分析语言的现代逻辑工具，以日常语言为基础，有条理地构造科学的语言，承诺解决科学的初始问题(Anfangsproblem)和根据问题(Begründungsproblem)。虽然这一立场一经提出就招致诸多批判，例如，以波普尔为代表的批判主义和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批判理论，前者更是提出了“明希豪森-三重困境(Münchenhaus-Trilemma)”证明放弃有条理地给出根据的正当性，但是迄今对爱尔兰根学派的计划还未能作出一种全面的批判，在此背景下，笔者尝试要让一种“全面的批判”可行，这种批判不是排斥爱尔兰根学派构造科学语言的建构主义方法，相反，笔者认为这种建构主义的方法是相当有效的，只是因为其中掺杂着诸多无用的内容而丧失了它的明晰性和普遍性。为了使爱尔兰根建构主义方法获得普遍性，笔者将采取的批判路径是:首先描述爱尔兰根学派的建构主义方法，然后考察这种方法是否能够实现它自己的方法承诺，最后将爱尔兰根建构主义方法整理为一种语义学的构想，让方法自身变得明晰、有序。　　除了第一章的引言和第五章的结语之外，文章的主体将分为三章。　　第二章描述对爱尔兰根学派建构科学语言的方法。根据作为具体构造理想语言（要根据建构主义方法才可被构造的语言）起点的那些要求:(1)无循环性和循序渐进地展开，在承诺诸构造步骤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和某种序的情况下使第一步成为“等语域下（没有元语言与对象语言之分）不可再给出根据的”;(2)通过指出每一步的适用范围和在此适用范围之内所力求达到的一些目标，为每一步的正当性进行辩护，这使得一种被成功构造的理想语言还可以证明与初始不同的其它的语言构造阶段是“可再给出根据的”。鉴于上述要求，构造理想语言的“第一步”是述谓行为，它体现了作区分的语言能力。　　在行为图示可被教授，并且可被习得的前提下，为了在等语域下获得作为语言初始的述谓词的含义，爱尔兰根学派模拟出一种老师-学生-情境，由此引入一个新概念“对话情境”。爱尔兰根学派用射箭-实例来表明在一种用于确定初始述谓词含义的对话情境下会发生什么，由此引入“典型确定的述谓词”，它们是由作为例证的各类情境与作为反例的各类情境而不是诉诸元语言来限定含义的述谓词。　　原子命题产生于述谓词与命名词项之间特定的关系，因为述谓词已被视为构造上可靠的，所以接下来的步骤要确保获得诸命名词项并且确保其与那些可用的述谓词能够联结在一起。为了从一开始就有方法保证，爱尔兰根学派选择放弃诉诸发展心理学的事实，仅明确把作区分的能力赋予所构造的“爱尔兰根的非凡者”，使“爱尔兰根的非凡者”有能力学习并且实现诸多行为图示。然而成问题的是，虽然可以充分“可靠地”假设老师和爱尔兰根的非凡者之间达到了诸多含义共性，但是很难确定为可靠的是，从指示行为转向这一指示行为的目标对象本身，因为要获得一个名称，必须从行为图示“指向一个目标对象”转向目标对象，为此很可能还要诉诸一种“超验-担保”，即，理想情况下可能就恰好存在一个目标对象，它能够充当证明某个属于“专名-称为”类的述谓词的肯定用法的实例。仅在确定了学生能够实现这种超验之后，才能把各个明确的限定性摹状词和专名称作“命名词项”。通过诸多命名词项，单个非语言行为在下一步得到命名，并且再度被理解为证实一个非语言行为图示的正例情境。从而可以在语言上将那个表示某种非语言行为图示的述谓词判归给由命名词项命名的某个非语言的行为，由此获得原子命题。　　下一步就是应用逻辑方法使诸相关规则得以贯彻从而规定，如何可以使某些命题相互关联，以便从原子命题过渡到复合命题。在对话情境中，学生要习得的不是另一些述谓词而是将命题联结在一起的逻辑小品词，保罗·洛伦岑(Paul Lorenzen)给出提示说“命题基本上用于对话”，于是，如何使命题发生关联的问题对学生而言就转变为如何对一些命题进行反驳和为一些命题作辩护，这在其之前习得的言语行为清单中找不到任何参考信息。为了使学生能够从判定和否定述谓词的行为转向为命题作辩护和反驳命题的行为，爱尔兰根学派假定学生以某一种方式获得为进行断定和反驳而必不可少的能力。　　笔者在文中尝试重构保罗·洛伦岑(Paul Lorenzen)提出的对话逻辑学，从而在确保明确表达其中概念、规则的同时避免繁冗陈述。　　这一章最后，基于在方法上确凿无疑地构造科学语言的目标，爱尔兰根计划要引入建构主义的伦理学并且确立文化释义的方法，而且这种取向可被证明是严谨的。　　第三章要解决的问题是允诺要解决科学中的初始问题和根据问题的整套爱尔兰根学派计划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得以实现，并且由此可能会得出什么结论？要明确爱尔兰根计划如何解决初始问题，就需要明确如何对那些构造专有术语含义的表达与那些使用专有术语的表达作出区分。根据无循环性要求基本上不允许使用元语言来作出区分，但可设想通过将一个陈述句与表达其所处特定语境的语式相关联来表达命题，其中这种表达语式借助于语力行为就会识别出旨在构造含义的命题。然而，就标记命题是否旨在构造含义而言，爱尔兰根学派命题的语力行为并没有起到一种分类作用，因为在对话语义学范围内所涉及到的语力行为，即，断言和反驳，显然不适用于标明命题是旨在构成含义的。爱尔兰根学派恰恰是通过模拟老师和学生向他们的学生澄清，一个命题旨在构造含义，另一个命题则并非旨在构造含义。　　在爱尔兰根建构科学语言的方法中出现的根据概念既有在建构主义伦理学中出现的有关行为、目的、目标的正当性证明的“三层根据（上层建筑）—需要（底基）概念，也有在对话逻辑中提到的、与导致三重困境的根据概念相对峙的、旨在判定内容性命题真值的辩护方法，不过更可取的是对两者的居中解释，即，一种根据现在可被理解为一种合理性的对话，这种对话可使所有参与者达成某种同意，使得在所有参与者那里那个受争议的观点在一种为此观点所模拟的不偏激的交往情境下可得到普遍认同。　　第四章基于爱尔兰根计划可还原为对某类语义学的构想，引入第一语义学，并指出爱尔兰根的科学语言构造计划是第一语义学的模型。由于在爱尔兰根计划中还混杂着诸多无用内容，例如，各种世界观，因此还无法被视为一种精密的、普遍可行的为科学奠基的理论，此外，爱尔兰根计划旨在达到决定一种语言是否有意义的目标—含义共性，在通常是由语义学解决“含义构成”问题的前提下，可把爱尔兰根计划的合理性之核视为对某类语义学的构想。这种语义学有别于目前被视为语义学范式的解释语义学（第二语义学），而是在抛除了第二语义学的局限性（因为由元语言规定含义和为含义给出根据而引发的无穷倒退）之后对三个“语义学问题”作出有效回答的第一语义学。第一语义学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对语言与事实关系的构想，以“我们所看到的事实和语言向我们展现的一样”为出发点，与通常为科学哲学所偏爱的那种符合论的信念相反，仅当人们考察了与“事实”的“含义”、“属性”等相关的语言游戏，才可解释什么是事实。因为，在第一语义学中，那些语言游戏首先规定了作为词项的“事实”是如何被使用的并因此对“事实”的含义作出规定。为了说明爱尔兰根的科学语言构造计划是第一语义学的模型，需要分析构成第一语义学的各个要素，并与爱尔兰根构造科学语言计划中的要素一一对应。　　在第五章，爱尔兰根计划所提出的要求，即，要以可靠的和有根据的方式构造科学语言，可担保这种科学语言的合理性以及科学本身的合理性。这个要求是否可能实现取决于如何理解“有根据的”与“可靠的”:鉴于要为相关语言奠定无循环的和没有无穷倒退的基础，“可靠的”旨在在方法上有一个准确的语言初始，“有根据的”旨在使科学在逻辑上得以成立，而用第二语义学构造科学语言是无法满足这两个要求的（总是诉诸元语言的翻译而导致无穷后退），因而爱尔兰根学派用第一语义学来构造科学语言，是因为它洞见到语言游戏中一系列有效信念与其说表现在某些孤立的命题中，不如说表现在相关言说者在他们的整个交往过程中赋予这些命题的状态之中。按照第一语义学重构科学语言既会要求标记出参与者们在语言游戏中所持有的信念，同时会要求参与者们认识到这种信念本身，即，他们的“语义的眼镜”。论文最后回到使爱尔兰根建构主义方法与批判理性主义的方法分道扬镳的那个问题:明希豪森-三重困境(Münchenhaus-Trilemma)，通过模拟两者的对话，揭示他们之间在此问题上的根本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