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刑法中,采取了列举三种行为模式结合兜底条款的方式对非法经营罪进行规定。这一方式一方面有利于解决随着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出现的,未被刑法规范规定的、新的、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问题,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保护法益的目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刑法条文规定的不明确,也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不利影响。随着刑法修正案的颁布和从1998年到2020年间陆续发布的二十余个司法解释,以及司法实践中对非法经营行为模式的创设,导致了非法经营罪的扩张适用。出现将未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以及其他与行政特许经营秩序无关的,不符合非法经营行为属性的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罪的情形。2016年发生的王力军“无证收购玉米案”便是一个非法经营罪适用范围扩张的有力证明。虽然该案再审改判被告人无罪,但也反映出在我国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适用中,存在着巨大的问题。而且根据2015年-2019年对非法经营罪行为模式的司法数据分析表明,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着许多未被刑法规范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模式。为了对非法经营罪进行限缩适用,需要从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素角度入手,结合2015-2019年非法经营罪的案例,分析扩张的三个原因,即“国家规定”和“情节严重”等构成要素在适用时存在的问题、和对非法经营行为属性理解的不准确。并且通过总结非法经营罪扩张的结果,得出对非法经营罪进行限缩适用的结论。最终根据这三个非法经营罪适用中的问题,为本罪的限缩适用提出建议。希望通过明确“违反国家规定”地位及范围、“情节严重”认定标准的调整、明确非法经营行为属性这三个措施,能制止适用范围的扩张,对非法经营罪进行限缩适用,达到合理适用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