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情态意义互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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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韩礼德(M. A. K. 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语言具有概念、人际和语篇三大纯理功能,相应表达以上三种功能的意义系统分别为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人际意义的核心是交际目的和交际意图,包括交际者之间的角色关系,相互的情感和态度,各自的相互评价等。情态意义是人际意义的主要构成部分,情态是语言交际者交换主观态度,建立人际关系的重要途径,涉及到情态承诺、人际意图、行为规范和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人际意义通过概念意义表达,同时制约概念意义和语篇意义的体现形式。韩礼德的功能语言学从语言的元功能出发,将人际意义与概念意义和语篇意义区分开来,使得人们对意义的研究越来越精细。翻译即译意。在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史上,无论是传统的忠实翻译、还是对等翻译、抑或是文本操纵,他们都注重对原文意义的传达。但传统的忠实翻译强调翻译应在内容、风格和流畅各方面与原作相同;对等翻译观提出了对等二分说标准,即以原文信息为标准的形式对等和以读者接受为标准的动态对等(后改称为功能对等);操纵学派超越了传统的忠实论和现代的对等论,将翻译研究转向对与翻译相关的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进行研究。总的看来,以上理论所涉及到的意义翻译大都针对概念意义,没有注重人际意义的实现情况。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言意义系统分析,当原文传递的思想内容(meaning)为人际意义(如情态意义)时,他们的忠实翻译原则就会陷入两难境地,因为在表达建立人际关系的语言意义方面,由于文化的差异,不同的语言表达人际意义的方式迥异,传统的忠实论对译文的“风格和手法”无法兼顾;对等翻译所指的意义只是个静态的概念,并未考虑交际者互动的具体语境,没有充分考虑翻译的跨文化因素的影响,只注重概念意义的对等转换,而忽略了人际意义对等能否实现的问题;文本操纵强调对文本概念意义的操纵,以文化研究作为主流,极大地削弱了翻译的本体研究,从人际意义的情态视角来看,该研究同样没有关注语言的情态意义重构和人际功能实现。中国译论主要秉承了文艺美学的翻译传统,“案本、求信”,“信达雅”,“神似”、“化境”都着眼原文的整体意义,强调“译者与原文化而为一”的美学效果。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入于‘化境’”,达到艺术的极致。概而言之,中国译论强调整体感悟,在意义表达方面呈现出模糊性,缺乏语言表达的精确性,更无所谓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之区分了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历史表明,人际意义的传达一直未受到人们的重视,究其原因就是,概念意义能表达具体、实在的事件和信息,呈现出显性的意义特征;而人际意义通常寄生在概念意义中,需要通过概念意义得以体现。具体来说,情态表达的人际意义韵律性地弥漫在概念意义之间,常呈现出语言的语气、态度等言语和非言语的表达方式,表现出隐性特征,这也是情态意义的翻译研究长期被忽视的主要原因。殊不知,人际意义的传达与概念意义同样重要,影响着人类交际的成功实现。系统功能语言学重视意义和功能的研究,认为语言的意义存在于具体的使用过程中,意义和语境有着密切的关联。翻译的功能途径就是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的语篇分析途径,研究的重点是原文和译文的交际功能及其体现形式。翻译的功能途径跳出“对等’的圈子,将微观的语言语境与宏观情景语境相结合,兼顾了语言与文化两个方面,对翻译现象有较强的描写和解释力。黄振定认为忠实应包含两层涵义:1)基于语言和文本对比的忠实观;2)着重文化和人的要素的忠实观,译者应深入探究文化(包括文化观照下的语言)和人的要素。黄振定的忠实理论无疑在先前的“信”和传统的忠实观理论的基础上迈进了一大步,它不再仅仅针对原语的文本,而是涵盖了文化语境下的人的要素,也就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人际意义,从而丰富了翻译忠实观的内涵。语言的人际功能是讲话者运用语言参加社会活动的功能,系统功能语言学将情态纳入人际元功能范畴,认为情态是再现人际意义的重要手段,由此我们相信开展情态意义的跨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聚焦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适用性研究课题---英汉情态意义互译。以翻译的功能途径和着重文化和人的要素的忠实观为指导,运用对比分析、假设验证等方法,通过将定性和定量并用,“自下而上”(bottom-up)和“自上而下”(top-down)相结合的研究途径,对情态意义的翻译问题进行理论阐明和实证分析。全文共分五章,外加引论和结语。引论部分介绍了研究背景、研究范围和思路、提出研究问题、阐明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第一章详细介绍了韩礼德的语言情态理论。从引介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三大元功能入手,重点阐述了人际元功能体系中的情态理论,具体论述了情态系统中的三大变量,即情态分类、情态取向和情态量值,指出与传统语法相比,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情态理论涉猎范围更广,涵盖内容更加丰富,对语篇的解释力更强。进而阐明了韩礼德语言理论的现实意义,该理论为英汉语情态对比提供了理论框架,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功能途径。从人类情感语言的共性出发,比较研究了英汉语情态的共性,阐述了情态共性的三个体现特征,即英汉语情态都是实现人际意义的重要手段;英汉语情态意义都是通过其典型范畴---情态动词来实现;英汉语都有情态变体——情态隐喻来表达不同的情态取向,指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情态系统扩大了情态的研究范围,增强了情态作为一个表达人际意义重要手段的语篇解释力。第二章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对英汉情态系统从语言特征、文化特征和语用实现等三个方面展开了对比研究,首先分析了英汉语情态动词的句法分布和语义表达的差异,阐明了由于英语是形态性语言,在划分情态动词方面有其严格的形式特征要求,英语情态动词的语法特征表现出一致性;汉语是语义型语言,在界定情态动词时主要按语义特征划分,有些汉语情态动词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情态动词的形式特征。英语情态动词能够与时、体等语法范畴结合,形式特征多样化,情态语义也更为明细,意义更为具体;而汉语的情态表达由于缺乏形态的支持,其语义较为笼统。在情态语义方面,汉语较英语更突出显性表达,汉语主要依赖情态动词和语气助词表达情态意义;英语情态动词有清晰的量级和维向之分,汉语情态动词情态等级的区分较为模糊,也没有整齐的功能和意义上的对称分布。通过英汉情态隐喻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其差异突出表现为英语的形合与汉语的意合表达,英语情态隐喻是通过句式结构上的附加投射小句、谓语扩展式等实现的,而汉语情态隐喻则更多地通过语义上的隐含意义来体现。从文化语境方面对比分析了英汉语情态不同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等因素对情态的表达和运用的制约情况,认为不同的文化语境是引起情态表达差异的根本原因,影响人际功能的实现,应该成为情态意义翻译的重点研究对象。从语用语境的情态主观性体现和礼貌意义的表达两个方面讨论了英汉语情态的语用实现的不同方式,阐明了汉语的情态主观性强,情态礼貌表达方面呈现出谦虚型和责任型;英语礼貌表达则表现为一致型和意愿型。在对英汉情态表达进行全面对比的基础上,提出了情态意义翻译的动态忠实原则,就是通过运用功能语言学的“功能”观和“语篇分析”理论探讨情态在具体的语境下的人际意义,并且在译语中寻求人际功能对等的情态意义表达,允许双语在形式上有所偏离,通过在译文中形式和意义的动态平衡,同时兼顾译语读者的接受情形,动态地实现情态表达的人际功能,顺利实现跨文化人际沟通。第三章从情态意义的完全对应转换和灵活互动转换两个方面探讨了英汉情态意义的翻译策略。针对双语情态的共性方面,即共有的情态动词和情态副词以及显性主观情态隐喻的转译,我们应尽量采取完全对应转换,即从形式到内容全面再现原文的情态意义;针对英汉两种语言在情态意义的语言表达、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我们提出灵活互动转换的翻译策略,具体是指在情态意义表达的形式和内容的翻译方面应以“舍形式求情义”为原则,通过改变情态表达的形式获得与原文更切合的情态意义,实现情态意义在译文中的正确建构。进而作者从情态取向的变化和情态量值的转变两个方面探讨了英汉情态意义的转换规律,英译汉时,情态意义多呈现出由隐性到显性;客观到主观;低值到高值的转换规律;汉译英时则常表现出相反的趋势。最后从情态的语言表达资源、行文习惯和情态表达的心理表征等三种因素考察情态转换规律的动因,阐明英汉互译中情态意义转换规律的深层理据,进一步论证情态意义翻译的动态忠实原则的合理性和普适性,以期指导情态翻译的实践操作。第四章首先从历史背景、价值取向、意识形态、诗学传统四个方面考察了宏观文化语境对情态意义重构的制约和影响,指出在进行情态意义互译时,应着重分析与原文情态意义相关的文化语境,充分考量译语读者的文化背景、所处社会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等因素,然后根据译语的文化语境对原文的情态意义表达做相应的调整,或对情态结构予以改变;或对情态意义进行增删,动态地传达原文作者的情态意义。根据功能语言学的“功能”和“语境”思想,分析了情态意义重构的交际主体,认为情态意义的重构过程是交际主体(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之间相互协商、相互趋同的过程,阐明了译者主体性在情态意义重构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原文作者是情态意义的源构建者,为译者提供了翻译的文本;译文读者是情态意义的接受者,他们的文化背景和阅读情趣制约着译者对情态翻译策略的选择。译者应分析原作者构建的情态意义,同时要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心理,对情态意义进行合理的主体操纵,恰当地重构情态意义。在文化语境下,讨论了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在情态意义重构中的具体运用规律,指出情态意义的归化翻译应尊重译入语的情态语言表达习惯和社会规范,顺应译文读者的文化语境,使译文通顺易懂;异化翻译应注重传达原文作者的情态表达形式和风格,保留原文中异质成分和民族特色,为目的语文化带来新的情态意义潜势,营造“异国情调”氛围,丰富目的语文化。在情态意义的重构过程中,有时还有必要采用归化与异化并用的翻译策略,以兼顾“文化传真”与“畅达易懂”,既注重再现原文情态意义的风味,又关注情态译语的通晓易懂。对文化语境下情态意义重构规律的研析,印证了情态意义翻译的动态忠实原则的适用性。第五章探讨了语用语境下情态意义的重构规律,认为在语用语境下考察情态意义的翻译,就必须遵循具体的翻译原则,即应遵循概念意义服从人际语用意义的原则。译者应更多地挖掘概念意义背后所隐含的交际意图以求取译文的最佳效果,实现原文的交际价值。通过分析情态语旨、情态语式和情态可接受性对交际意图转译的制约情形,明确情态语用意义重构的可行性翻译策略,以便准确理解并动态传达原文的交际意图。作者考察了情态与礼貌表达的关系,指出情态和礼貌的关系可以通过情态量值,情态取向等情态参数在损惠层级,间接层级和选择层级等礼貌层级参数中的体现得以衡量,阐明了情态表达方式是礼貌意义体现的重要语言手段;从情态的间接表达与礼貌体现、情态量值与礼貌的损惠层级和情态取向与礼貌的选择层级三个维度进行了具体阐述;对比分析了英汉语礼貌准则的异同,探讨了情态礼貌意义动态转换的规律,结合实例讨论了英汉情态礼貌意义的重构规则,认为英汉情态礼貌表达倾向于运用不同的体现范式,即英语情态礼貌表达多采取一致型和意愿型范式,汉语礼貌表达多使用谦虚型和责任型范式。最后从语用的最高原则——得体性原则出发,阐述了顺应译文的心理语境、社交语境和文化语境是得体再现情态礼貌意义的有效策略,论证了情态礼貌意义的得体重构是实现跨文化人际交流的重要途径,进一步印证了情态翻译动态忠实原则的实效性。文章结语总括了本研究的重点,指出本研究的创新和不足之处以及尚待探讨的问题,强调指出情态翻译的动态忠实原则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和可操作性,对今后进行语气和评价意义的英汉互译研究有较好的借鉴价值。对情态意义的翻译研究能完善翻译理论建设,丰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适用性研究内容,并对翻译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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