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从作家生平、创作经历以及文本分析诸方面就汪曾祺现象做一探究。 四十年代，汪曾祺即出版了第一本作品集，身体力行“散文化”的现代小说创作，表现出一个年轻作家在文学创作上的积极探索；四九年以后，被迫中断小说创作；八十年代，恢复小说创作，随着《异秉》《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的发表，以其清新、独特的气质在新时期文坛掀起了一股“汪曾祺热”，作品除了延续早期小说“散文化”特征以外，这时更表现出少有的冲淡与平和。 汪曾祺始终没有放弃过对文学理想的渴望与追求，对真实自我的追求。即使在六十年代下放期间，他也曾做过尝试，进行了少量的创作。更多的时候，他宁可中断自己钟爱的小说创作，也不愿改变初衷。汪曾祺始终在有意无意地进行着小说创作的探索与储备。他注重向古典文学汲取营养；积极从民间获得营养；受废名、沈从文影响深刻；小说直指文学的终极指向——人性。 汪曾祺的作品呈现出如下特点：寓古于今、大俗大雅、平中寓奇的独到的语言；散文化的结构，苦心经营的随意；生活在最底层的最普通的小人物身上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简单的故事情节之中弥漫着优美的意境；园林般的文化营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