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中央王朝一度开疆扩土,而此时在西北地区,也分布着几支成熟的民族势力：吐谷浑、吐蕃、党项等。隋朝初期,吐谷浑趁隋朝无暇顾及之机,经常寇扰隋朝西北边境。隋炀帝即位后,西征吐谷浑。吐谷浑处于唐朝与吐蕃的中间地带,重要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唐蕃双方争夺的重点。对于唐朝来说,控制吐谷浑,就等于控制了丝绸之路的南道(又称青海道、吐谷浑道),与丝绸之路北道(又称河西道)并进,为进一步深入西域打下基础。更重要的一点就防守而言,如果广大吐谷浑地尤其是赤岭附近被吐蕃占领的话,就是以唐朝骑兵的速度,吐蕃也可以在六七天内到达长安附近。所以说吐谷浑是唐朝西北的屏障,吐谷浑与唐朝唇亡齿寒,一旦失去吐谷浑,唐朝的陇右地区就会面临吐蕃极大的威胁。对吐蕃来说,能否控制吐谷浑,也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隋唐时期在青海草原上的战争相当频繁,根据史料记载统计,隋唐与吐谷浑之间规模较大的战争共有7次,吐蕃与吐谷浑之间有3次,唐与吐蕃之间有12次。战争过程中,军队的兵马对草原植被的践踏和对植被的砍伐给草原的生态造成了影响。军队驻扎后的草场,要经过长时期才能恢复。若是草皮遭到严重破坏,在生态脆弱的青海草原恢复起来就更加困难,很可能使那一地区的草场荒漠化或沙化。在战争中火烧草原的方法也屡见不鲜,再加上一定程度的屯田开垦,对青海草原尤其是青海东部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农牧交替的频繁,土地利用方式的轮番替换,开垦、耕种、弃耕、放牧、沙化、再开垦,使草原的生态受到影响。当农耕民族统治这块地区时,开垦种田,当游牧民族主宰这块地区时,弃垦放牧。这些开垦的土地,一旦抛弃,疏松多沙,且地表裸露季节,正值少雨和大风季节,周围又被大面积的荒漠风沙所包围,沙漠化的发生就接踵而至。青海草原虽地域广阔,江河横流,但海拔高,气候寒冷,植被生长期短,牧草因受低温、强辐射等自然条件的影响,草群普遍低矮,畜牧条件差,草原的承载力也比较低。战争的迭起,使草原生产力遭到破坏,不同程度地对这里的生态环境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些破坏性的影响日积月累,加上在青海草原农业垦殖的迅速发展,使这一地区草原承载压力加大。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带有一定的周期性,对这种周期性影响很大的因素便是生态环境被破坏-恢复这个周期。以战争为直接动力,完成“生态移民”后,人们在一个新的社会组织体系和自然环境中获得生存和发展。人口迅速膨胀、耕地大量开发,社会获得进步,但与此同时,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生态资源质量逐渐降低,人们的生存受到环境和资源的严重限制,在战争的催化作用下,人们又轻易地开展了另一个新周期下的生产。历史时期以移民屯垦为模式的西部开发都是粗放型方式,尽管其军事和政治意义重大,但经济和环境意义却难以一言以蔽之,如与气候变化相叠加,很容易出现生态环境退化的结。且军事活动对于自然环境和与之相关的农业生产造成的反作用,大多是破坏性的。我们可以从军事活动和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异化的学说。历史时期西部大开发与生态环境变化的关系研究,启发我们在今后制定开发政策时,一定要考虑当地的生态环境变化特征,顺应环境变化规律,特别是要用科学的视角来审视和评判一切土地开发活动。西部大开发中的生态建设应是一项长期的、坚持不懈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