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各种各样的冲突和矛盾日益增多，涌现出大量的社会问题，比如城市建设与自然生态的矛盾，人口流动与社会安定的矛盾等等，考虑到社会因素、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未来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灾害的隐患；同时，我国媒介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新媒体层出不穷，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信息传播渠道呈现多元化的趋势，灾害信息的传播模式也大大不同于以往。 本文在变化了的新的媒介环境下，重点考察灾害报道的新闻价值和社会效果。通过对中国新闻界自身灾害报道新闻理念的变革历程的研究，比较中西方灾害报道新闻理念的差异，以及在多元化信息传播渠道面前灾害报道的现状分析，试图对灾害报道的新闻价值和社会效果进行重新定位。 受众知情权、政府形象和媒体公信力是灾害报道取得正面社会效果的三个重要衡量标准。积极的灾害报道能够维护公众的知情权，使政府塑造负责任的权威形象，媒体也可以打造其公信力，获得更大的传媒影响力。但是，虚假、失实或延迟的灾害报道则起到相反的作用。为了取得灾害报道最大的新闻价值和最积极的社会效果，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应该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在灾害事故发生的过程中充分地各司其职，政府坦诚公开、畅通信息；媒体及时占领信息传播的“制高点”，把握舆论导向，树立起正确的“把关人”意识，并且要加强新闻职业道德，遵守法制原则的制约：公众应增强信息辨别能力，遇事不乱，理智地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