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文心雕龙》所构建的风格理论一直为众注目，风格是文学作品在内容与形式的相互整合中表现出的整体美学风貌。刘勰的风格理论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针对刘宋以来文风的日益轻靡，刘勰欲“还宗经诰”(《通变》)，探本溯源，以经书之正矫俗风之奇，坚定有力地肩负起文风改革之重任。论文重点以《明诗》到《书记》二十篇文笔论为中心，同时观照《文心雕龙》创作论、批评论相关风格理论，力图全面客观地考察刘勰的风格论。 论文主要分三章： 第一章分析《文心雕龙》的文体风格论：章、表、奏、议为敷政之文，所以文体风格在内容事义上典雅不诡，明白晓畅，语言形式上简明辨洁，符合儒家审美规范的典雅风格；赋、颂、歌、诗虽不是朝政之文，但也需要表现典雅的思想，同时，因其纯文学性质又格外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文体的“清丽”的审美特征；檄文声讨敌人，移文晓喻教令，书信体抒发情性，吐露心怀，所以要求内容事义的明白不隐，语言形式的刚断激切，符合“明断”的审美风格；史传文学与论说文有别于其他文体的重要特征在于“真实”，史传文学要求“实录无隐”，论说文明辨是非，论点真实，论据核实充分；箴、铭旨在规戒，重“事义”内容事理要隽永切至，言简意赅。碑、诔传颂亡者，抒发哀情，感情必显深沉凄惋。铭、碑、诔之文又兼褒赞，所以具有“弘深”的审美规范；连珠、七辞具有“巧艳”的风格特征，结构精巧，文辞华丽。 第二章探讨《文心雕龙》的作家风格论：贾谊才气颖发，人格高洁，其政论文切中事理，文辞通畅，辞赋清丽不芜，抒情哀而不伤，表现出“文洁而体清”的创作风格；司马相如为人傲诞，不拘礼节，其辞赋师范屈、宋，多夸艳之辞，他的创作整体表现出“理侈而辞溢”的审美风格；扬雄简易淡泊、沉静好思，其文旨趣幽深，修辞奇玮，表现出“志隐而味深”的创作风格；刘向为人简易忠直，敢于直言强谏，其奏议文指斥时弊，主旨明确，感情痛切，用事广博，所以刘勰论其创作风格日：“趣昭而事博”；班固性情宽和雅正，文章宗归儒家，叙事谨严，体物华丽，议论周全，“裁密而思靡”体现出其文思的细密周全；张衡为人淡泊通达，学识渊博，思虑周密。其诗清新典雅，其赋精思繁富，其文也都具有细密雅正的特点；王粲天生聪颖，才思敏捷，性格躁进，其诗赋描写离情哀思，情深缠绵，其散文“致辨于情理”，析理深入；刘桢个性傲岸独立，他的诗文气格刚健，文辞壮丽，所以刘勰评其创作风格为“言壮而情骇”；阮籍处世至慎而又放诞，《咏怀诗》托意玄远，《大人先生传》痛斥礼法之士，神往逍遥无待的真人，其诗文多表现出玄远飘逸的旨趣；嵇康质性自然，不堪流俗，他的文章师心自见，议论精当，发人深省，刘勰论其创作风格曰：“兴高而采烈”；潘岳才情敏捷，贪婪竞进，诗歌清绮流靡，哀诔之文情深哀惋；陆机文才奇高，为人矜重，其诗文尚雕琢，整体上表现出繁缛的风格。 第三章考察各个时代的审美风格：三代时文学是一种政治、道德伦理的扬声筒，文学风格比较质朴，温柔敦厚的情感美对后世影响深远；战国之时，文化思想随着政体解散而呈现出自由开放的局面，百家腾跃，士人人格张扬，百家学说为后代树立了一种难以企及的纵横恢奇之风；两汉政治稳定统一，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文学都以颂扬大国雄风为旨归而呈现出儒雅之风；建安时期，政权割据，战乱不断，文人感慨时运，抒发忧国之情。整体上，此时的文风表现出慷慨任气之情；正始时期，文人或相互辨难或以诗体道，皆以阐发道家之旨趣为共识，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风格变得轻澹玄远。西晋文坛因为有了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文风呈现出新的亮点，他们引领着西晋文学繁缛绮练的新风尚；受玄学风气的影响，东晋文学的时代风格总的来说表现出“辞意夷泰”之风，而这种时代风格又突出表现在以孙绰、许询为代表而创作的玄言诗中，这种恬淡的风格追求也渗透到了这一时代其它文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