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有关根据地的研究对政府行为和群众组织关注较少，忽视了政府、群众组织和农民之间关系的探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历史表明：在民族战争的背景下，边区以农民的生计问题为出发点，以政府为主导，以群众组织为主体，政府和群众组织相互协作，通过对各阶级阶层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的调整，构建了新的乡村治理结构，改善了农民群众的生活，促进了政民关系的健康发展。本文第一部分论述的是边区抗战前和抗战期间的农民生计问题，重现了边区农民的生活实态，探讨了农民生计困难的原因：第二部分论述了边区政府对农民生计问题的治理，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即通过“除恶”，维护农民生计安全，增添了农民生活的安全感；通过“多予”，提供农民谋生条件，开通了农业发展之路；通过“少取”，减轻农民负担，避免了农民遭受剥削阶级和行政力量的“多取”；通过“搞活”，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打开了农工商协调发展的大好局面；通过“救助”，体恤农民基本生活，表现了政府对受灾群众和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第三部分是群众组织对农民生计问题的治理，主要表现在协助政府改善民生、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救济互助改善民生。这些措施不仅使政府和群众组织协调起来，还促进了群众组织的壮大，发展了农村经济，从而缓解了农民的生计问题。第四部分论述了边区农民生计问题治理的成效，即农民生活初步改善、农民经济地位提高、农民拥护边区政权和农民积极支持抗战。最后阐发的是农民生计问题治理的启示：农民生计问题的解决需要善治的政府，需要健全的群众组织，需要政府与群众组织的有机合作。只有行政性治理和社会性治理有机结合，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格局，使“政府——群众组织——农民”三种力量形成良性的互动，才能最大限度地解决农民生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