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学领域中，对权力的研究可谓既深入又广泛，但在我国民主政治的现实构建过程中，权力运行的规范化建设，实际上是以邓小平、江泽民的政治思想为指导的。应该说，对邓小平、江泽民的权力观及其传承关系进行研究，比较能更准确地把握我国民主政治的现实发展。 本文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邓小平的权力观进行总结；第二部分，从众多论述中梳理出了江泽民的权力观；第三部分，从六个方面，以比较的方法，研究了江泽民对邓小平权力观的丰富和发展；第四部分，分五个方面揭示了学习研究邓小平、江泽民权力观的现实意义。 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权力的价值取向，是邓小平权力观的本质内涵。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权力行使的出发点和归宿。只有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才能保证权力的正向运行，从而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邓小平认为，权力的服务性是马克思主义权力观与官僚主义权力观的根本区别。权力运行过程中必须遵循大局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邓小平指出，我国政治领域权力运行的主要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这是历史的产物，也是我国体制的弊端导致的结果。权力集中出现了权力的越位和缺位，其危害是巨大的。为了使我国政治权力的行使适度，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对权力进行整合。邓小平详细分析了权力嬗变的危险性，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以制度、法律为主线的权力制约机制。 江泽民在继承邓小平权力观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我们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权力具有人民性、社会性、公共性等特征。权力行使过程中必须遵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民主，法治，程序，尊重和保障人权等原则。江泽民深刻揭示了权力违规运作的表现、根源和危害。他认为，权力违规运作的主要表现是以权钱交易为核心的腐败行为。国内外腐朽思想的影响、商潮的冲击、转型期体制的不完善、监督机制的缺陷以及思想教育的失误等是其主要原因。这种现象对党的执政权力的合法性基础造成了潜在威胁，必须对权力进行限制和制约。具体办法是加强权力授予监督、重视抓好内部监督、建立健全外部监督、进一步完善社会监督、实现权力运行法治化、加强制度监督、合理配置权力。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实践中，江泽民既坚持、继承和科学地运用了邓小平的权力观，又立足于“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权力观。江泽民首次提出了“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的观点，是对邓小平权力观的集中概括、提炼和升华；明确提出了执政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在实践中强调要做好“三个代表”，努力扩大和拓展中国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强化了邓小平以道德规范权力的思想，并将之提到了“以德治国”的高度：深化了邓小平以法制权的思想，并在以制度制约权力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创新和探索；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全面推动了中国政治权力运行的法治化进程；他关于权力违规运作根源的深刻揭示及其“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的思想对我们反对权力腐败，构建完善的权力制约机制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所有这些富有独创性的新概括和新思想，为邓小平的权力观增添了新内容，成为我党发展邓小平理论的现实依掂。 学习研究邓小平、汪泽民的权力观，对于我们用制度硬化风气、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充分实现社会秩序的道德整合、促进我国政治体系权力总量的增量发展、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法治化以及我国政治的砚代化，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