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近代劳工生活研究多从属于革命史和政治史范畴,但在此研究范畴下所描述的“贫困”“痛苦”的劳工生活情形却并不符合所有的工人及其家庭的生活情形。上海为中国近代最大的工业城市,工人数居全国之半,工人的影响力也居全国之首,上海工人的生活状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工人阶级在城市的生活层次。本文以整体史的视野与社会史的视角主要利用统计和调查资料对1927-1937年间上海工人群体的生活状况进行考察,以重塑社会经济变迁中的上海工人生活群像。上海工人多来源于农村,在行业、工种分布上有很强的地域特点,多集中于轻工业部门和中小企业,而且女工多于男工,年龄结构偏小,这种特点影响到了工人收入的分化。相对全国而言,上海工人的工资属于中上水平,其工资收入的内部分化比较大,不同的行业、性别、工种的工资收入各有不同,而且年际、月际、日际变化也各不相同。从总体来看,1927-1937年间,虽然中国受到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但上海工人的实际工资变化总趋势是上升的。上海工人家庭年收入多数在200-400元间,家庭盈亏取决于家庭就业参与人数,妻女收入所占家庭总收入份额小但却不可缺少,其家庭收支处于低水平的平衡中。除工资收入外,上海工人还具有一定福利收入,上海工厂提供的福利在全国居于领先水平,种类繁多,个别单项甚至达到很高水平。不过福利项目偏重于以现金和实物支付的经济性福利,并按等级分享。在这种工资和福利收入条件下,上海工人1927-1937年能保持就业的工人家庭实际收支会有温和的改善。从生活费分配结构来看,上海工人的生活水平比全国各地区的工人和农民高,并超过同期的印度工人,与1920年的英国相当。日常生活上,上海工人的食物结构尚属优质,热量和营养基本能达标,不过某些细类还是相差国际标准甚远,但工人饮食的设备、时间等条件和对饮食的主管感受极差。上海人重衣装,工人衣装多姿多彩,但分化严重,表面尚可,但实际拮据,衣装消费成为工人的沉重负担。工人住房非常拥挤,但住宅的设施和与其他地区比较尚属较好,房租消费指数30年代虽升,但由于享受了企业的住房福利,工人房租的支出却比较低。燃料灯光处于新旧交替阶段,不过多数尚无法享受现代灯光燃料设施。上海工人杂费支出总额大,种类多样,说明其生活比较丰富多彩,但分配不甚合理。工人的娱乐方式多样,活动范围广,但倾向于廉价消费,支出额不多,不过企业提供的福利也会使工人减免娱乐消遣支出。婚姻生活上,上海工人的婚恋从旧式到新式方式都存在,很多方面是采新内涵入旧形式。女工的经济自立和对家庭的贡献提升了女工为女、为妻的地位,其自我意识也不断提升,对男女双方来说,都提高了婚姻的成本,造成晚婚和对传统婚恋与生育观念的改变。上海工人家庭的生育率在中国五大城市中最低,儿童普遍存在无人照料的情况。社会生活方面,上海工人的社会生活交际应酬面窄,以亲朋和相好同事为主。寻找社会支持和拓展社会网络主要靠同乡和帮会,对工会的参与热情反而不高,罢工行为也多非主动。民族运动中,工人的参与需依赖工人中存在的正式、非正式组织,主要通过集体来体现。上海工人与上海的人力车夫、职员、中小学教师、公务员和高校教师、企业家和经理层相比,工人处于社会的下层,但并不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处于中层的职员和小学教师中的低收入者的经济状况和一般工人家庭差不多。不过在升迁和发展机会上,工人则远远落后于中层。工人向上流动的个案有,但是比较小。在当时上海,教育和社会网络是各阶层向上流动必备的资本,但大多数工人及其子弟都很难在这两个方面获得发展。工人在向上流动上遭遇瓶颈,不过工人的再生产还是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