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人类的当代视域中重新理解与阐释马克思自然观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第一章具体分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主要内容。在当代,生态危机问题越来越严重,人类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正在恶化,人类社会陷入日益严重的生存困境之中。这说明人与自然的正常关系已经被扭曲,人类的自然观念出现了问题。进入20世纪后期以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尤其是马克思自然观也遭受到了种种误解与批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在回应这些批评与挑战的过程中,重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现代意义,建构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自然观。其中,马克思自然观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形成和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自然理论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直接理论前提。自然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　　第二章具体说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与自然概念的重新解读与意义扩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生态学的背景下,提出了重新理解自然概念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戴维·佩珀重申了马克思主义自然概念的科学唯物主义性质及其社会建构性特征,同时对自然异化的概念提出了新的理解。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对自然概念的生态唯物主义理解体现并建构于对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和社会主义文献中有关唯物主义与自然思想的揭示中。詹姆斯·奥康纳认为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自然”问题上存在着双重缺陷,“只给自然系统保留了极少的理论空间”,丰富的“生态感受性”在历史唯物主义经典阐述中严重“缺失”,这就必然使它无法完成说明历史过程的理论使命。奥康纳分别提出了“自然的生产力”与“自然的生产关系”的新概念,建构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新体系。　　第三章具体介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建构新型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威廉·莱易斯认为,造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内在根源是错误的“控制自然”的观念,它不仅导致了人对自然的控制,而且也导致人对人的控制。需要重新诠释“控制自然”的观念,控制自然的任务应当理解为把人的欲望中的非理性和破坏性的方面置于控制之下,这种努力的成功将是自然的解放即人性的解放。福斯特以马克思和达尔文的思想以及晚年马克思对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理论关注为背景,重构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以及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思想。戴维·佩珀详细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社会-自然辩证法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以“人类尺度”的立场和方法来认识人与自然关系。这种现代的自然观认为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将形成一种全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是世界的中心,自然是人的可亲可爱的家园,人与自然和谐共荣。　　第四章论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生态学思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生态学,在更广泛的对自然的盘剥这一背景下来剖析人的剥削关系。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无法解决生态问题以及全面的社会危机。他指出,马克思的人与自然新陈代谢理论是政治生态学的理论来源和基本框架。福斯特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新陈代谢的理论进行了重新的解释。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与自然的新陈代谢出现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　　20世纪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生态矛盾逐步地恶化,生态主义运动很快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绿色运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生态主义运动应该从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理论与方法的指导,同时马克思主义要对现实环境问题进行分析并作出理论概括,引导生态主义运动走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福斯特认为,导致全球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就在于“资本与自然之间的致命冲突”。他强调,在目前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需要进行一场“环境革命”。佩珀、奥康纳与福斯特等人都承认,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使可持续的或“绿色”的资本主义成为一个不可能的梦想。关于摆脱全球生态危机的道路与未来前景,他们主张建立一个生态和谐、社会公正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第五章是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整体评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建构的这种现代新自然观,为人们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主要表现在: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与自然概念的认识;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解放价值;扩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内涵;对中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具有理论借鉴作用。同时,本文也认为,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原因,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理论体系还存在着缺陷,其对马克思的自然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建构是有问题的,其所确定的社会目标具有严重的空想色彩,这在实践中是具有相当大危害的,这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加以厘清和甄别。　　总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运用马克思自然理论解决当代人类生存困境、重新理解自然与唯物主义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