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把杜甫忠君思想按照其动力、性质、表现等各方面的发展和变化分成三个时期：求仕与作官时期，弃官归隐时期，布衣时期。并通过这三个时期发展、转变的脉落来探讨杜甫忠君思想作为封建文人道德典范的独特价值。 第一章是求仕与作官时期（贬官华州之前），又可以看作是功名、理想时期。这一时期，杜甫忠君的最直接的动力是期望君臣遇合，建功立业。最突出的表现是忠于尧舜之君，以唐太宗为楷模，并一直为“致君尧舜上”而努力奋斗。 第二章是弃官归隐时期（从任华州司功到离同谷南下），也是转折时期。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杜甫毅然做出了不再直接为君主朝政服务的决断，弃官西去，卜居归隐了。但他弃官不弃世，身隐而心不隐，仍然保持着对时事的关注、对国家的信念、对中兴的渴望，并始终服膺儒家设定的君臣大义，仍然拥护作为国家象征、政治秩序核心的君主。 第三章是布衣时期（卜居成都以后），也可以称为道德、现实时期。与入仕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忠君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首先是身份的改变使杜甫的忠君思想由对济世救民的外在事功的追求内敛为一种忧国忧民的道德意识，从而超越了身份的局限，把忧国忧民由一个官员的政治责任扩展成每一个普通臣民的道德责任，体现出位卑却不忘忧国的精神；其次是身处颠沛流离、贫苦衰病之中而仍以积极坚毅的精神力量去承担国家、民族苦难，从而超越了个人的痛苦，表现出困顿不忘忧国的道德情操；再次，杜甫把忠君忧国的主题由抒写建功立业、关怀时事的政治诗中引入到表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题材中来，使杜甫的忠君思想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得到情感的体认和充实，从而与诗人的生活、乃至生命融为一体，使得忠君这种理性的、显得有些空洞的政治概念变得真诚而富于感染力。杜甫的忠君思想发展到布衣时期才显示了作为封建文人道德典范的独特价值，而这也正是后世无数仁人志士为之感慨，为之振奋，甚至为之歌哭的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