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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电子废弃品绝大部分由个体回收商回收,受存储成本、存储条件、环保意识不强、及政府监管不到位等因素的影响,个体回收商随意露天堆放电子废弃品,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另一方面,受利益引诱个体回收商往往将电子废弃品转售给非法拆解商,导致大量的电子废弃品流入到非法拆解渠道,不仅挤占正规拆解处理渠道的资源,而且造成环境污染,严重危害公众的健康安全。中央及地方政府的监管对规范电子废弃品回收市场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地方政府在实际的监管过程中,考虑监管成本等因素,对个体回收商可能存在着监管不到位,执行法规不严格等问题,中央政府需要通过适当的奖惩机制引导地方政府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本文以个体回收商作为研究对象,针对个体回收商在电子废弃品回收中存在的环境污染、资源利用效率低和挤占正规拆解渠道资源等问题,以及地方政府在监管中可能存在的监管不严问题,研究如何通过两级政府,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有效监管和奖惩机制规范个体回收商的行为,引导个体回收商参与环保回收。
首先,研究完全理性下政府对个体回收商的奖惩激励机制,建立委托代理模型分析政府的最优监管力度,业绩奖惩因子和最佳固定补贴水平,以及影响个体回收商合作意愿的因素。结果表明个体回收商与政府的合作意愿与非法拆解商和有资质拆解商回收价格的差值成反比,与政府的业绩奖惩水平,惩罚力度和监管力度正相关;当政府的超额业绩补贴不低于非法拆解商和有资质拆解商回收价格的差值时,个体回收商选择将回收到的电子废弃品全部转售给有资质拆解商。
其次,从有限理性的角度分析影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电子废弃品回收监管策略的演化趋势及均衡稳定策略,建立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对电器电子废弃物回收管理博弈的长期演化趋势,数值分析发现中央政府的监管成本,对地方政府的处罚与补贴力度,以及政府公信力是影响中央政府行为策略的主要因素,而只有当地方政府监管时的成本与经济损失之和减去环境收益,小于不监管时造成的环境损失与政府公信力损失之和,有限理性的地方政府才会选择“监管”策略,反之为“不监管”。
最后,研究有限理性下两级政府与个体回收商的演化稳定策略与影响因素,建立双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表明个体回收商的策略选择取决于不同策略收益之差与政府的监管力度。当个体回收商选择不合作与合作的收益之差小于政府监管力度时,个体回收商会选择将电子废弃品转售给有资质的拆解企业;同时当个体回收商合作的收益大于不合作的收益时,即使没有政府的监管,也会自觉采取合作策略。
首先,研究完全理性下政府对个体回收商的奖惩激励机制,建立委托代理模型分析政府的最优监管力度,业绩奖惩因子和最佳固定补贴水平,以及影响个体回收商合作意愿的因素。结果表明个体回收商与政府的合作意愿与非法拆解商和有资质拆解商回收价格的差值成反比,与政府的业绩奖惩水平,惩罚力度和监管力度正相关;当政府的超额业绩补贴不低于非法拆解商和有资质拆解商回收价格的差值时,个体回收商选择将回收到的电子废弃品全部转售给有资质拆解商。
其次,从有限理性的角度分析影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电子废弃品回收监管策略的演化趋势及均衡稳定策略,建立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对电器电子废弃物回收管理博弈的长期演化趋势,数值分析发现中央政府的监管成本,对地方政府的处罚与补贴力度,以及政府公信力是影响中央政府行为策略的主要因素,而只有当地方政府监管时的成本与经济损失之和减去环境收益,小于不监管时造成的环境损失与政府公信力损失之和,有限理性的地方政府才会选择“监管”策略,反之为“不监管”。
最后,研究有限理性下两级政府与个体回收商的演化稳定策略与影响因素,建立双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表明个体回收商的策略选择取决于不同策略收益之差与政府的监管力度。当个体回收商选择不合作与合作的收益之差小于政府监管力度时,个体回收商会选择将电子废弃品转售给有资质的拆解企业;同时当个体回收商合作的收益大于不合作的收益时,即使没有政府的监管,也会自觉采取合作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