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直以来都被视为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自问世以来,已被翻译成多国语言,而其译为中文传入中国都可追溯到1901年。自晚清杰出的思想家、改革家和翻译家严复将其译为《原富》在中国出版发行后,西方经济学才逐渐传入中国。而翻译作为介绍新思想的主要媒介之一,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理论经济学及经济实践的发展。纵观整个发展史,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经济学文献的翻译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各时期关注的主流学派不同,所关注流派的发源国亦不同等。作为整个经济学经典文献中具有长达多于110年之久的译介史的著作,《国富论》各个译介时期的主要译本很好地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特点,因此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本文即选取《国富论》的四个主要译本作为研究对象：严复1901-1902年的译本《原富》、郭大力及王亚南1931年的译本《国富论》和他们的1972年修订本《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杨敬年2001年的译本《国富论》。本文将从勒菲弗尔的意识形态操控论视角,审视各个译本在各个时期所呈现的不同特点。勒菲弗尔的理论,作为翻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之后的重要一支,主张从意识形态和诗学角度分析译本产生的不同特点。译者的选材,翻译动机,翻译策略以及出版情况等均出自“专业人士”和“赞助人”对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操控。依据此理论,本文即从意识形态和诗学方面展开具体分析。首先,本文第一章对亚当·斯密及其《国富论》进行了初步介绍。通过对《国富论》译本在中国的不同类型研究进行文献综述,指出其中翻译学相关研究的相对局限性,据此指出本文的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第二章对亚当·斯密《国富论》在中国的译介史进行了梳理。从《原富》以前传教士的早期介绍到21世纪的大量重译,本文对各个时期的主要译本进行了简要介绍,归纳了译本的主要翻译特色和出版情况,并对译本进行了概括性评价。第三章对意识形态的分析按照从宏观到微观的顺序,先对各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了概括,然后从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两方面具体分析译者对文本的操控。最后简要评析了赞助人在意识形态操控过程中的作用。第四章对诗学形态的分析按照逐个译本的顺序,分别阐述各个时期主流诗学形态对译者翻译的语言层面的影响。由严复的文言文到郭、王译本的半白话到杨敬年版本的现代汉语,均是译者受到主流诗学影响的具体表现。此外,严复译本作为第一个译本,在语言层面也对后面的重译产生了一定的持续性影响。译者的翻译诗学策略的改变均在本章内得到体现。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在扩大经典经济学文献研究范围领域做出了初步的尝试,并在审视各译本历史价值方面提供了一个翻译学视角,将意识形态及诗学因素纳入经济学文献翻译的研究领域,并期望对其他经典经济学文献翻译研究有一定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