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满意度是公民对政府各方面工作的综合满意程度,是居民评价政府工作绩效和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比相对较高,研究农民对政府的满意程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如何有效提升农民对政府的满意程度成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把农民作为研究对象,并将其个体特性（收入和情绪）作为研究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从宏观视角看,收入增长是核心要素,农民收入越高,农民对政府的评价越高。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农村经济也达到了一定高度,因此,对于农民而言,收入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增加农民的政府满意度。从微观视角看,这一关系或许会随着个体差异的变化而产生异质性。情绪的波动极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因此,本文选择了情绪这一特性来解释这种异质性。情绪导致的影响关系可能来源于两种机制:其一,收入通过情绪传导,从而对政府满意度产生影响;其二,在情绪的调节下,收入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产生变化。这两种机制是从两个角度解释情绪在收入与政府满意度之间产生的影响,这也是本文要验证的两种机制。本文将农民收入分为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这两个方面不仅涵盖了农民实际的收入情况,而且体现了农民对周边生活环境与自身的主观评价。政府满意度是对资源普惠度、资源充足度、资源均衡度和获取资源便捷度这四个方面进行的总体概括。情绪从五个角度进行考察,分别是“活力”、“平静”、“疲惫”、“抑郁”、“崩溃”。为了便于研究,将“活力”与“平静”的程度转化为负面情绪程度,最终把五种情绪提出的公因子,即负面情绪作为后文的研究基础。根据相关研究本文提出了五个基本假设,分别是:绝对收入对政府满意有负向影响;相对收入对政府满意度有正向影响;负面情绪对政府满意度有负向影响;情绪在农民绝对收入与政府满意度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情绪在农民相对收入与政府满意度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在较高的负面情绪下,会增加因农民绝对收入较高带来的政府满意度下降的幅度;在较高的负面情绪下,会降低因农民相对收入较高带来的政府满意度增加的幅度。本文使用2015年CGSS的数据,运用SPSS对最终筛选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前文中提出的假设。最后针对得到的结果,提出提高农民政府满意度的政策建议:缩小贫富差距,持续提高农民的相对收入;大力提高农民的情绪素养,增加对农民的心理辅导;构建符合国情的政府满意度测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