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是一种系统反映重大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深入挖掘阐明事件的因果关系以揭示其实质和意义,追踪和探索其发展趋向的报道方式。”1而电视深度报道,则是以现代电视技术为传播手段,以声画符号为载体,以客观真实为基础,对所关注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求证,剖析和预测,探寻真相,揭示新闻事件的实质与意义并预测其发展趋势。它以深刻的内容,丰富的信息量和独到的见解引发受众对重大新闻与社会热点的深层思考。尤其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新闻改革的深入,《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电视深度报道节目作为舆论监督的利器一度呈现空前繁荣。到了二十一世纪,政治改革的推进,经济利益的多元化以及新媒体技术的崛起使得电视深度报道的发展面临拐点。如何应对新的环境和媒体生态。成为电视深度报道生存所面临的关键问题。随着我国进入高风险社会,公共事件的频发使得这个议题逐步开始为学界所关注。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让公共事件随时容易被中外媒体所聚焦。而电视深度报道节目对于公共事件的关注与调查,也成为公众多层次了解新闻消息的来龙去脉,认知事实真相与解读事件意义的重要途径。本研究拟选取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和凤凰卫视三档深度报道节目《新闻调查》、《1/7》和《社会能见度》2011年间我国公共事件相关的深度报道节目作为样本,从新闻选题、叙事手法、新闻理念和媒介生态环境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当前我国电视新闻领域对公共事件的深度报道特征,并结合媒体功能和媒体公共属性等相关理论进一步探讨我国相关领域新闻报道呈现上述特征的原因。通过个案的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归纳《新闻调查》、《1/7》和《社会能见度》在节目形态,新闻理念等多方面的特点,总结值得借鉴的经验和不足,从新闻实务中寻求深度报道节目舆论监督职能的落脚点,为我国公共事件的调查性报道的未来发展寻找现实依据。